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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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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基,字尧,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自号武陵哭生,1885年1月20日出生于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慕名找到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

1903年,刘复基考入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后来他父亲在常德府城开了一家灯笼铺,他随父迁居府城,开始与会党中人接触。他性格豪放刚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很有酒量,深受哥老会众的敬重,拥戴他担任了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分浏阳、岳州(今岳阳)、常德、宝庆(今邵阳)、衡阳五路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复基从中协助。

这年10月31日,宋教仁自桃源乘船赴长沙,途经常德,夜宿五省客栈,与刘复基秘密会晤,委托他与楚义生两人留守常德,负责常德一路响应长沙起义的工作。

当宋教仁到达长沙时,起义事已经泄露,清朝官吏正在追捕革命党人,宋教仁便离开长沙赴汉口,经上海逃亡日本。刘复基藏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与刘复基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会。

翌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谟、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函召,来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他利用报馆这个阵地鼓吹革命,深入军营,结纳同志。当时军队中有群治学社组织,而《商务报》又以报道军营消息为主,新军中不少群治学社社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和访事(记者),《商务报》逐渐办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刘复基也成为群治学社的重要骨干。

1910年春,杨度迎合清廷需要,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在湖南引起公愤,只得避居汉口,住在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同仁,借湖南会馆开会,到会者100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揪杨度出席答辩。杨度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杨度的辫子,拽出大门,遭到英国巡捕干涉,被羁留8小时才释放。当时汉口知事冯箦袒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这件事对刘复基刺激很大,他对留住在汉口的母亲伤心地哭着说:“天下如此多难,儿当为苍生请命,请原谅儿不能随时来探望老人家。”母亲对此表示理解,支持他外出闹革命。

《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新闻而被迫停刊。

这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月24日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

也就在这年中秋节(9月18日),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刘复基成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为了更好地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有人担心他吃不了苦,劝他不必当兵。他回答说:“我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怕什么苦呢?”

刘复基入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渐为协统黎元洪所侦知,被革职。黎元洪委派他的亲信施化龙任队官。施化龙表面上与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交好,暗中却侦探他的一言一行,然后报告黎元洪。黎元洪又将杨王鹏等开除,振武学社也遭到破坏。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3000多人入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1911年4月27日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也因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每日轮流往来于各标营,了解情况,传递信息,互通情报,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月1日,鄂督瑞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亦遭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告诫士兵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反复叮咛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之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两湖革命党人又很快度过了难关。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议论纷纷。刘复基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

接着,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络,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二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说:“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两团体合作已成定局。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9月24日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发生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们饯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拥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经过后又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

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仍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房屋一栋,10月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月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失慎,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凤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已从岳州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立即起事。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钟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首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他诚恳地劝潘善伯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邓玉麟,字品三)、树三(陈磊字树三)正去送通知,十分危险,革命者虽然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险应当尽力避免,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了呢。”他一直将潘送至楼下,方才上楼。

到了深夜,指挥部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斩钉截铁地对周围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

他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守候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着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为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多达30余人。

清湖广总督瑞连夜在督署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汉阳知府双寿和武昌知府陈树屏为陪审,瑞坐在签押房幕后指挥。铁忠问刘复基:“你的党羽有几多?快快讲来我听。”

复基回答说:“除了彼一般清奴汉奸,皆是我的同志。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

铁忠报告瑞,瑞连说:“杀!杀!杀!”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连呼“同志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6岁。

烈士的慷慨就义,显示了革命志士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烈士的就义无异于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在江城上空激起了强烈反响。10月10日,刘复基的战友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按照刘复基亲自起草的起义计划,终于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饶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