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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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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忠,1909年出生在四川省高县(古时称高州人),一户商人家庭。其父虽以开茶酒店维持生活,但对子女管教极严。王向忠5岁读私塾,8岁入城东小学,对诗词书画极有兴趣,他的敏慧和才气。深得家人和师长的喜爱。

1919年、1922年,王向忠分别以优异成绩考入高县第一高等小学和宜宾叙属联中。他的诗词功底,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许多学友、老乡常与他来往,结成知己,不仅如此,王向忠还以优异的成绩年年享受学校免缴学费和其它奖励。

1924年后的大革命浪潮冲击着宜宾,也激荡着少年王向忠的心灵。早在1923年,宜宾便开始有人组织“青年读书会”,传播革命的种子。1924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来宜宾任刘文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兼《叙州日报》总编辑,迅速发展联中师生多人参加“青年读书会”,进而设立“通俗讲习所”。每天傍晚,师生们到各街口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四川的重庆、成都、泸洲、宜宾都组织了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掀起了大规模群众性的抵制英、日仇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革命影响下,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锻炼,王向忠在思想上逐渐萌发了愈来愈鲜明的革命志向。1924夏,刘文辉的第九师在宜宾开办军官学校,同窗挚友闵裕厚前去报考落第归来,王向忠便在他照片上题诗慰勉:

君心我素知,君容我素识。

武刀济群黎,从戎拟投笔。

壮志待急酬,阶梯未可躐。

才智既雄伟,鹏飞自有日。

1924年好友邹文奎受反动派逼迫,离开宜宾,王向忠赠诗相别:

琅读罢满篇诗,秋水伊人想见之。

鸣到不平如对语,算来孤愤最相知。

才人走率真堪哗,末路英难末可悲。

恨不与君同破浪,狂澜辜负立功时。

这一时期,王向忠写下的首首诗歌无不抒发了誓与好友“同破浪”、“济群黎”的宏伟壮志。

1926年秋,正当大革命进入高潮之际,王向忠来到成都,考入国立成都大学第三届二年制的文预科甲组,便迅速投身于激烈的革命洪流的斗争之中。其时,国民革命军已从广州正式誓师北伐,9月攻克汉口,10月10日进占武昌。捷报声中,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成都大学就有三派学生组织,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国家主义派成立的“惕社”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健行社”。“惕社”和“健行社”互相勾结,同社会科学研究社相对垒,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派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

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王向忠作出果断的选择,由原叙属联中的同学钟铁么介绍,加入“社会科学研究社”。他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政治理论和时事学习,如饥似渴地研读革命理论,如《新青年》、《资本论》、《十月革命》等等,探求人生的意义。正在省一中读书的窦采繁沉稳聪慧,政治上极有见地,也爱好诗词,经常来找王向忠。这年秋天,经他介绍,王向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邹文奎也从武汉来到成都任《四川民报》主笔,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畅谈革命形势,研讨马列主义,也常常谈个人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抱负,都不甘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刚满18岁的王向忠,高大英武,博学能文,加入共青团后,有了坚定的信仰和革命理论的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尽展才华。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社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一面发展组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加自身战斗力;一面组织出版《野火》半月刊,加强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王向忠担任《野火》的编辑,经常用“王赫”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同“健行社”,“惕社”反动政治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文章笔锋犀利,切中要害,驳斥对方的反动谬论,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深得进步学生欢迎,而遭敌人忌恨。

1927年1月,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五世同堂街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王向忠当选省学联四届执委会宣传部长。接着省学联和工会联合发起成都社会各界庆祝北伐出师胜利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和街头宣传、讲演。大会当天,王向忠发动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和全体党、团员共同行动,天不见亮就上街遍贴革命标语。等到“健行社”和“惕社”的少爷们天亮醒来,上街一看,满街都是“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共青团成都大学支部”、“中国共产党成都大学支部”的标语,他们气极败坏,竟无耻地将这些标语覆盖,贴上他们的标语。王向忠和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同学闻讯赶来制止,双方展开激烈斗争。王向忠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当众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驳得对方理屈词穷,一个个狼狈溜走。

这年春节,王向忠回高县休假,特意登门拜访了老同学、老朋友闵裕厚,还积极地动员他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同年春,革命形势急剧恶化。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紧接着,蒋介石撕下了革命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就在此时,年轻的王向忠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面对危难,他充满信心去迎接严酷的对敌斗争。此时,四川军阀也加快了反革命步伐,公开举起了反动屠刀。刘文辉派亲信向育仁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讨回了“清党”密令。4月24日向育仁导演了一次“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公开下令通缉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刘愿庵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并纠集一批工贼、流氓、兵痞砸了成都市工会,后来又解散了成都市工会、四川省学联等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了市工会领导人孟本斋等同志。一时,成都腥风血雨,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王向忠未因革命暂时受挫而低沉,仍以昂扬的斗志进行斗争。一天,在成大的一间教室里,王向忠遵照市委指示与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同学商量如何以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运用墙报、剪报、传单,标语和《野火》半月刊,揭露军阀的反革命罪行等问题。一同学急匆匆推门进来说:“快,易光谦和刘东岩纠结一伙右派学生,窃取了校旗,要去参加清党示威,就要出大门了”。王向忠一听,“唰”地站起来把手一挥:“同学们走,不能让龟儿子的阴谋得逞。”他边说边冲出教室,率领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同学追上前去。“站住!”王向忠大喝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吼声把易光谦一伙吓了一跳,王向忠一把夺过大旗,指责易光谦等:“你们少数几个人冒充全校师生,这种行为可耻!”易光谦等自知理亏,灰溜溜地挤出人群跑了。

4月29日,向育仁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四川党务登记委员会,易光谦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成都登记委员。6月,他以党务登记委员的名义,告发了王向忠等6名共产党员,请教育厅转函三军联合办事处逮捕法办。7月,三军联合办事处的便衣特务非法逮捕了成大党支部书记李正恩(后经中共党组织活动。学校出面保释出来)。对李正恩的被捕,王向忠怒不可遏,挥毫疾书,同王道文合写了一篇战斗檄文,在墙报和《野火》上发表。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易光谦等投靠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卖身求荣的反革命嘴脸:

山不在高,有神则灵。人不在多,有旗则行。社不在大,有钱则成。斯是运动,唯吾得腥。油痕唇上滑,钞票手头清。淡笑无工农,往来尽豪绅,可以造密告,写黑名。无作累已有官职之荣身,南昌总司令,西蜀向育仁。易某曰:何惧之有!

易光谦一伙见了这篇檄文,犹如芒刺在身寝食不安。在中共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成都的学生运动并未在反动当局的高压下停止。是年成都的“八大赤色团体”以及“成都少年俱乐部”、师大附中“新青年革命团”等群众社团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成大的党员人数已发展到二十多人。中共成都市委决定将成大党支部建为特支,王向忠任特支宣教委员,后兼任中共成都市委学委委员。此时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已发展到200多人。王向忠依靠这些革命骨干力量,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团结教育工作,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自发斗争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蒋、汪之流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叫嚣声中,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反革命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时,成都仍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性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反劣币斗争。王向忠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带领同学们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军阀挪用教育经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为了扑灭成都日益高潮的学潮,反动当局采取了撤换一些学校校长的方法,借以控制和分化瓦解学生运动,这引发了省立一中等校反对新任校长的斗争。2月14日,省立一中的进步青年团体“石犀社”的程进恩等百余名学生找反动校长杨廷铨质问:“为何武装劫校,殴辱学生?”并一致要求杨廷铨撤消开除学生的决定,但杨廷铨态度蛮横,拒不收回成命,甚至辱骂学生:“戡乱时期汝等轻信共产党宣传,违反校规,带头闹事,品行不端,乃当今余孽……”一时,群情激愤。只听有人喊“打倒杨廷铨”,大家一涌而上,混乱中失手将杨廷铨打死。第二天,向育仁亲自到省立一中察看现场,诬称“杨案”系该校“石犀社”纠结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师大“导社”、附中“新青年团”、法专“共进社”的共产分子袁诗尧、王向忠等所为,于是一场蓄意已久的反革命大逮捕开始了。

2月16日凌晨,人们被一阵阵警车呼啸声惊醒,向育仁调动一个团兵力,包围了城区的各个学校,按各校反动分子密告名单实行大搜捕,将王向忠、李正恩等三十多名同学逮捕入狱。

被捕后王向忠没有一丝后悔,也没有一丝消沉,他只是担心党组织会不会遭到更大的破坏,担心一道被捕的同学们的生命安全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一面安慰着同学们,一边思考着怎样与反动当局周旋,怎样应付他们的审讯,怎样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

然而,出乎王向忠和同学们意料的是,当日下午4时许,在既没有审讯,也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王向忠等14名青年学生被五花大绑集体枪杀。

年轻的共产党员王向忠英勇牺牲了。全国解放后,成都人民为王向忠以及“二一六”死难烈士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以此表达对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高史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