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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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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曾用名王占元,1883年生于山东省潍县茂子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因家境贫寒,他只读了两年私塾。长期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生活,造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刚直不阿的坚强性格。

1925年,正是反动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的黑暗时期,共产党员庄龙甲、王全斌在潍县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王永庆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迅速成长为反帝反封建的积极分子。1926年春,王全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43岁,是潍县年龄最大的共产党员。入党后,王永庆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他年龄大,处世老练,办事公道,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茂子庄农民协会,开办了农家夜校。贴标语、撒传单,打土豪,斗恶霸,他都一马当先,从不畏惧。维南的农民运动,在他和庄龙甲、王全斌等人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迅猛异常。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严峻形势,中共潍县县委在东道院医院召开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省委有关提高党员警惕性,强化党的内部力量的指示精神。为了克服右倾思想,消除模糊认识,王永庆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阶级本性”等问题,让大家讨论,使与会同志明确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阶级本性的根本区别。

10月10日,王永庆作为潍县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在郭家店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委,王永庆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王永庆继续在潍县从事农民运动。

同年冬,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腥风血雨刮到潍县后,一些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完蛋了,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谁干共产党,谁脑袋搬家。”一些意志薄弱者,有的吓得躲起来了,有的动摇了,还有个别人摇身一变,站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了。

沧海横流显本色,炽热烈火见真金。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王永庆挺身而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王永庆协助县委重建地方革命武装,扩充枪支,增强武装小组力量。当时县委只有3支手枪。他和同志们商量决定,从敌人手中夺枪。

一次,潍县警备队的两个队员带着枪支去望留村赶集。王永庆得知后,心中大喜。他想,这是个夺枪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于是他和武装小组成员王石商量好,埋伏在警备队员回城的路旁。

傍晚,太阳下山了,夜幕渐渐降下来。那两个警察一边摇头晃脑地走着,一边哼着小调,洋洋得意地走出了望留村。一个满嘴散发着酒气的家伙嘟嚷着:“今天真走运,税吏请我喝了一顿美酒,一个板儿也没花。”另一个警察晃着手里提的小母鸡说:“老弟,这是我从一个老太婆那里抢来的,她连钱也不敢向我要。”

这时,王永庆和王石猛地从沟里跳出,一声大喝,下了他俩的枪。两个警察乖乖地接受教育后被放走,头也不敢回地一溜烟跑了。王永庆拿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枪,在手里一掂,幽默地对王石说:“这玩意儿真是好,有了它胆就壮。”

不久,王永庆领导武装小组又从江浙一带败退下来的溃兵手中夺取了30余支枪,王永庆领导的武装小组扩充为赤卫队。1928年春,王永庆担任了队长。

这一年里,王永庆率领赤卫队战斗在滩南一带。他领导赤卫队砸毁了大柳树村税务局,保护农民抗租和夏收斗争;处决国民党右派分子王金干;组织了诸城、高密、安邱边界秋收暴动,使共产党威震潍县。

这年秋天,中共山东省委内部出了叛徒王复元和王用章,他们带着国民党的警察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省委遭受严重破坏。

就在这危难之际,王永庆奉命调往济南,担任省委交通(特科人员)。为革命事业,他携妻女离别了祖辈世居的故乡,来到了济南,居住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官扎营街。

一天深夜,王永庆正在睡觉,忽然听到“咚、咚、咚”的轻微敲门声,接着又是三下。他知道这是组织上定的联络暗号,便赶忙披上衣服下了床,把来联络的同志让进屋。原来组织上获得情报,叛徒王复元近几天可能要到青岛活动。省委指示王永庆火速赶往青岛,让青岛的地下党组织有所准备。

王永庆意识到,此事关系到青岛党组织的命运,关系到青岛共产党人的生命安全,决不能延误时间。他立即穿好衣服,怀里揣上几个窝头,直奔火车站。火车载着他向东飞驰,他顺利到达了青岛,胜利完成任务之后,又立即返回济南继续战斗。

叛徒对党组织的威胁越来越大。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尽快铲除叛徒。任务下达后,王永庆负责侦察叛徒的行径。同时,共产党员姜公坡、郭金祥等人也被调到济南配合行动。

王永庆接受任务后,与其他同志化装成卖香烟的小贩,活动于济南的主要街道上,一天、二天、三天,……日子过去许多天了,还是没有见到叛徒的踪影。于是,王永庆与其他同志商量改换侦察位置,把注意力集中到车站附近。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中午,车站出现了三个人,为首的一个四处张望着,不时停住脚步回头望一望,看是否有人跟踪。

这时,郭金祥凑到王永庆跟前,悄悄地说:“注意,王复元出来了!”

王永庆两眼象钉子一样,立即紧紧盯住了这条恶狗。他压低声音对姜公坡和郭金祥说:“你们俩从左边,我从右边跟上他,不要被他察觉。”

王永庆等三人追踪着王复元,穿过大街,走过小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在店铺门下藏身,有时在拐弯处躲闪,一直目送着王复元钻进一条胡同的黑大门内……

他们侦察清楚了王复元的住所及活动情况,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

党的地下组织根据王永庆等提供的情报,作了周密的安排,于1929年8月16日处决了王复元。无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29年4月的一天晚上,王永庆风尘仆仆回到家中。他对妻子王爱主说:“近来外面风声很紧,我有任务要出去,如果夜里不回来,就是出了问题,你们母女要赶紧收拾东西回潍县。”

夜里,王爱主在煤油灯前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深夜才躺下。但躺下也睡不着,她时刻留意着屋外的动静。天亮了,王永庆没有回来。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恶狗般的嚎叫:“开门!快开门!”紧接着又是砸门声。王爱主慌慌张张地打开门,三个满脸凶气的国民党捕共队员扑了进来。他们咆哮着:“快说,你丈夫在哪里?”

从敌人口中,王爱主知道丈夫没有被捕,心便放下了一半,她镇定自若地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又去逼问她的女儿。这孩子虽然年幼,但也知道好坏,任凭敌人怎样逼问,就是只字不吐。

一个“不知道”,一个不说话,敌人没招了,便钻进里屋搜查。王爱主趁机打开厕所的后窗拉着女儿飞快地逃走了。

不久,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王永庆被捕了。他与邓恩铭、纪子瑞、何自声等同志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敌人知道王永庆是省委的交通员,一心想从他身上搞出点名堂,先是收买拉拢,后是严刑逼供。王永庆的身上鞭痕道道,棒伤累累。但他受尽酷刑不弯腰,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次,有个名叫叶玺的法官提审王永庆。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吧?”王永庆回击他说:“你既然知道,还问什么?!”法官又问:“你是共产党,你妻子儿女也都是共产党吧?”王永庆冷笑两声,反问道:“法官先生,你当法官,那么你爹娘也都当法官吗?”一句话问得法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气急败坏地说:“我要重判你,我要重判你!”

王永庆傲然挺立,哈哈大笑,大步走近审判桌,用带着镣铐的手,抓起桌上法官用的竹扇子,狠狠朝法官的脸上打去,正好将法官的眼镜打掉了。

那法官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地挥手说:“把他带下去,休庭。”

在敌人的监狱里,王永庆参加了邓恩铭、纪子瑞、吴克敬、何自声等同志组织的越狱活动。他们事先摸透了监狱看守的交班时间及活动规律,弄清了监狱大门里外的地理情况,于1929年7月21日越狱成功。这次越狱,王永庆表现出机智果敢的气质。他是眼看着18位同志都跑出去了,才最后冲出监狱的。敌人一直跟踪他,他在前面奔跑,军警在后面紧追,眼看就要追上了,他一看不好,迅速拐进一条小巷内。正巧小巷有个卖西瓜的老汉在摆摊,王永庆灵机一动,赶紧蹲在瓜摊旁,对老汉说:“老大爷,我戴你的草帽好吗?”老汉说:“你戴吧。”王永庆头戴草帽,顺手拿起一个西瓜,装出卖瓜的样子。这一套动作刚做完,军警们也跑到了瓜摊旁,然而却没有注意到头戴草帽的王永庆,他就这样逃出了虎口。

王永庆越狱后,敌人四处悬赏通缉,他无法在山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了,于1929年10月经青岛来到大连,后去奉天(沈阳)与先到满洲省委工作的杨一辰等山东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并被派往抚顺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后因暴露又返回奉天,继续在满洲省委从事工运工作。1930年春,党中央派李子芬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并组建新省委,王永庆当选为省委委员。李子芬来东北时,带来一套“左”倾指导方针,用以整顿满洲省委的工作。4月初,李子芬主持召开全东北党、团联席会议,讨论省委的工作。这次会议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制订了五一工作的决议。

决议提出:“‘五一’全国总示威的运动,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尤其是在满洲的产业与政治中心如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等处,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其他在我们与群众组织比较有基础的农村台安、延吉、柳河等处,同样应当坚决举行广大群众的示威”。这个决议成为满洲省委从事对敌斗争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个“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委很快暴露,遭到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在奉天的省委委员中只剩下王永庆一个人,地下党的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共中央驻奉天的特科人员邱一纯,立即将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对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十分重视,决定让正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廖如愿火速返回奉天,恢复东北党的组织。

王永庆在廖如愿没有回到奉天之前,于1930年4月24日主动同杨一辰、郭隆真、徐克峻、宋奇等人研究组成了临时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不发通告,重要事情仅发通知。临时委员会及时派宋奇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省委被破坏情况。廖如愿于4月28日回到奉天。5月2日,临时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这次省委遭受破坏的教训,解决了有关组织和救济工作等问题。会上,廖如愿宣布撤销先前五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省委。省委成员有:王永庆、唐宏经、林育英(林仲丹)、廖如愿、王和淑。林育英为书记兼宣传工作,王永庆为职运书记,廖如愿为秘书长兼组织工作,郭隆真调中央另派工作,杨一辰负责奉天工运并兼抚顺工作。

1930年5月,大连党组织因负责人擅离职守,而处于瘫痪。满洲省委为加强大连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于1930年5月底,根据省委巡视员王鹤寿5月22日“派得力同志担任重要的大连工作”的报告,派王永庆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特支书记,开展党的活动。到大连后,王永庆首先分析了大连的形势,认为党在大连的工作方针,不是发动公开的进攻,而应隐蔽地搞好革命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发展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坚持这个方针下,可适当地搞一些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增强工人团结斗争的信心,扩大党的影响。于是,他利用三泰油坊工人多是山东潍县人的方便条件,首先在三泰油坊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有时白天出去观察动向,或在家阅读报纸分析形势,晚上便深入到老乡家或工人中,通过谈心,唠家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讲述共产党的主张及其领导劳苦大众打击敌人的故事,增强工人对日本统治者的仇恨,提高政治觉悟。当宣传群众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时,就着手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并展开合法的经济斗争,抵制厂主的压迫和剥削,保护工人利益。在这些活动中,他积极培养和考察积极分子,在条件成熟时,发展党员。他最先向积极分子王运聪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随后又陆续发展王新贵、张宝珠、王长来、韩树举、郭恩普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三泰油坊支部。后来又扩展到三菱油坊,在三菱油坊建立了工会和党支部。在这个期间,王永庆还多次组织党员和工人撒传单、贴标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为了使罢工斗争能取得胜利,王永庆经常在寺儿沟南山树林里召开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研究罢工方案,布置罢工工作,动员工人为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向厂主进行斗争。由于政治宣传和罢工斗争连续取得胜利,使工人看到了希望和力量,增强了革命斗志,大连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起来,扭转了一度低沉的局面。

正当王永庆积极推动大连革命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影响到大连。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大连特支组织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提出“只有发动热烈的反帝运动……才能推动群众的一切斗争向前发展”,“直到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以及武装暴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大连。”王永庆认为这不符合大连的实际情况,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关东州,特务遍地,警察如林,整个地区被控制得非常严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公开的政治罢工或武装暴动,必然招致失败。因此,他不赞成“左”倾冒险主义盲目进攻的方针,对中共满洲省委为大连特支制定的工作决议,采取抵制的态度。为此,他被省委错误地斥责为“右倾”,并要求党组织“必须坚持与之斗争”。1930年11月,中共大连特支改为大连市委,省委派人来大连作市委书记,执行省委的“反右倾”指示,对王永庆的工作予以否定。

王永庆是在环境恶劣、生活与工作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开展革命活动的,并且做出了成绩。然而却受到了错误的批评。

1931年3月,对王永庆的处理进一步升级,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并作出了请求省委撤销王永庆的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11月王永庆被改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和开除党籍的错误决定。王永庆受到了严重打击,蒙受极大的冤屈,但他对党的信仰仍然坚定不移,继续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由于汉奸告密,王永庆不幸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毫无惧色,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机密,最后壮烈牺牲。

王永庆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与他长期生活、战斗在一起的同志都万分悲痛,认为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

1934年,与王永庆早年在山东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张立安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

当年政治交通,原来赤卫司令。

风流人物朝盛,且看法庭斗争。

狗官作威作福,大扇拍案逼供。

英雄振臂反击,森严突变乱蜂。

惊呼退堂退堂,群鼠窜回狗洞。

狗官闭门施威,只好判处死刑。

党作秘密决定,组织越狱斗争。

斗争终于成功,胜利越出牢笼。

河滩夫妻未遇,一直走到关东。

革命斗志更坚,为党壮烈牺牲。

1960年,山东省政府授予王永庆革命烈士称号。王永庆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陈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