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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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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原名多寿,1905年冬出生在归绥城北郊(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乡)麻花板村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直到1918年春天,已经13岁的多松年,才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归绥石王庙蒙文小学校,后又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在学校里,一位思想进步的国语教师,使他了解到中国当时的状况,在幼小的心田里萌发了爱国的思想,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犹如火山爆发,消息传到塞外古城归绥时,激起了各族各界人民,首先是学生的强烈的呼应。多松年坚定地投入了本地的爱国运动。从此,他开始登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舞台。1921年秋天,他参加了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1923年5月,归绥各校学生为纪念五四和五七国耻日,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一举捣毁了顽固推销日货的“盛记”商行。多松年在这次学生爱国斗争中,和同学们组成宣传队,向店主和店员讲解“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道理。他们还臂戴袖标,手拿小旗,前往车站商号查封日货。

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蒙藏学校。他告别亲人,与乌兰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为反帝反封建而学习科学文化、寻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以李大钊为负责人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对这批蒙古族青年非常重视,先后派邓中夏、黄日葵等到蒙藏学校工作。在他们的教导下,多松年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思想豁然开朗。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社会,逐步懂得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共求解放;特别是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各族工农群众解放的领导者。他毫不犹豫地选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做一名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1924年初,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蒙藏学校团支部的负责人;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

当时,北洋政府蒙藏院,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活动和蒙古族青年的觉醒,十分恐惧。先后派王维翰、金永昌等反动分子任校长,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同时取消了该校原设的官费待遇,以迫使这些家境贫寒的进步学生辍学,分散瓦解正在成长的蒙古族革命力量。多松年因为无力自费学习,1924年春天被迫离校,返回归绥投考了师范学校。同年8月,蒙藏学校恢复官费待遇,多松年重返北京蒙藏学校读书。

在蒙藏学校期间,多松年全力参加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革命活动,担任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多松年积极投入宣传鼓动工作,把党的刊物和各种传单、标语,及时、安全地转送到各个联络点;有时,还机警地躲过巡警、特务,或者把传单、标语直接散发给群众,或者张贴在大街小巷。1925年3月,在由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倡导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日夜巡查,但“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仍不时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多松年,就是战斗在这条宣传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为了在蒙古族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纲领,发动蒙古族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多松年与乌兰夫、奎壁等,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多松年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些地方进行社会调查。他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广大群众造成的灾难,以及王公地主、旅蒙奸商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欺诈勒索等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为揭露军阀的残暴统治掌握了大量材料。在多松年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蒙古农民》于1925年4月28日创刊,刊载的第一篇文章便开宗明义地提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还刊载了《直奉打仗内蒙农民遭殃》等内容充实、号召力强的文章和有关漫画、民歌。由于旗帜鲜明、通俗易懂、实实在在,《蒙古农民》受到热河、察哈尔、绥远蒙古族群众的欢迎,发挥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为了培养蒙古族的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决定把蒙藏学校中部分蒙古族青年分别送往苏联、蒙古、广州学习。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五人于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习期间,多松年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聆听了斯大林的讲演,使他耳目一新。苏联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少数民族有了平等权利,使他感慨不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为中国的革命武装自己。

1926年秋天,多松年学毕回国,担任了察哈尔特别区党的负责人。他深入工厂、学校,特别是深入农村、牧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截至1927年6月,在察哈尔特别区农村,建起村民会82个、区农会4个、县农会1个;同时,还同在包头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使相邻的察哈尔、绥远两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在上海,接着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

在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共五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和杰出活动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的批评,使多松年加深了对党的路线的认识。在武汉期间,他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召集的扩大会议,参加了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的讨论。5月中旬,多松年离开武汉,返回张家口。

多松年参加党的五大时,已经得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他途经北京时,以极其悲痛的心情,默默悼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此时,奉系军阀还在屠杀、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北京,依然岗哨森严,暗探密布,满城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他在北京,还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党在张家口的地下组织也被破坏,有些同志被捕入狱。面对这种险恶形势,多松年毫不畏惧,毅然离开北京返回张家口,以便采取应变之策,营救被捕同志。6月底,张家口反动当局贴出布告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只得接受同志们劝告,暂回归绥隐蔽。可是,多松年的心仍系在张家口。他一想到察哈尔地区党的革命低潮中的工作尚未布置,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还没安排,就深感不安,毅然深入虎穴,返回张家口。

多松年一到张家口,就被特务发现。当他回到党的机关销毁文件时,跟踪的特务、警察破门而入,不幸被捕入狱。

奉系军阀委任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为了彻底破坏我党在察哈尔的地下组织,以交出我地下党员名单为条件,许诺给予高官厚禄,妄图诱使多松年叛变投降。钢铁般的革命气节,使多松年无私无畏,答复敌人的仅是冷嘲、怒斥。敌人皮鞭抽,棍棒打,铁条烙,都未能使多松年吐露只字秘密。高维岳无计可施,决定杀害多松年。

8月中旬一天早晨,多松年被绑押到大境门城头上。插在他背后的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多松年”。在大境门内外,站满了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多松年知道,这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最后时刻。短短的十来天,他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得无力讲话了。但是,他从容坚定,用充满希望的目光,向为自己饮泣吞声的群众告别。奉系军阀极其残忍,用5根1尺多长的大铁钉,把他活活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多松年壮烈牺牲了,时年仅22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的光辉业绩,永载青史。

(亮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