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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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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彬,1911年春生于江苏省丰县王寨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他自幼勤奋、好学,随祖父念完“四书”、“五经”和《史记》、《纲鉴》等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热心帮助别人,每逢下雨天,总是把路远带不起干粮的贫苦同学领到自己家中,换衣、吃饭,受到邻里称赞。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王文彬家乡遭兵灾之患。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王文彬,受到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忧于祖国前途,于1926年夏初,与本村同乡张奉先一起投入了北伐军。因他年纪小,身长不过枪高,不能扛枪打仗,便当上了文书。军旅生涯,使他逐渐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这为他后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不服南方水土,经常生病,一年后又回到原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丰县地区时局暂时稳定,学校复课。病愈的王文彬继续求学。1929年至1935年的中学阶段,王文彬就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929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徐州初级中学。这所学校不仅有好的教员和教学条件,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在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下,懂得要改造旧中国,必须学好真本领,因而学习更加刻苦。这个时期,他在进步教师的启发下阅读了《向导》、《中国青年》等许多进步书刊,坚定了他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徐州各界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王文彬和同学们一起,冲破校方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演讲宣传,抵制日货,痛斥日寇的侵华罪行。他并以徐州学生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丰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2年秋,王文彬考入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同年秋,他参加了苏州学界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反动当局的软禁。回校后,他积极阅读介绍马列主义书刊,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道,逐步认识到: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就必须奋起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他常将一些进步书刊邮寄故乡亲友。

1935年夏,王文彬高中行将毕业,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曾托人以介绍工作为诱饵,拉拢他加入国民党,遭到王文彬的拒绝。

1935年8月,王文彬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这时,正是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国土、华北形势日趋危急之时,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聆听了进步教授杨秀峰讲授的《社会主义史》,思想豁然开朗,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合会”。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今并入河北、山西),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场新的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12月9日,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北平(今北京)各大、中学爱国青年学生6000余人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爱国请愿示威游行。当日,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同学们的爱国热血在沸腾,愤怒的感情象烈火燃烧,完全不觉得严冬的寒冷。同学们一路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王文彬走在北师大游行队伍的前面,主动担任组织者。当游行队伍经过王府井大街时,与百余名手持步枪、大刀的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冲击队伍,水柱象一条冰蛇直刺同学们,寒冷入骨,衣服立即冻结。王文彬奋不顾身地阻挡正在逞凶打人的警察。他悲愤地喊到:“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塌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人,怎么殴打、残害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爱祖国,不爱故土,心甘情愿做亡国奴吗?!”看着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稍有秃顶、颇具长者风度的高个青年,军警们为他的慷慨陈词所感动,有的住了手,有的低下头,给游行队伍让开了路。

游行结束后,王文彬被同学们推选为历史系代表,参加学校自治会的领导工作。12月10日,北平各大专院校实行总罢课,抗议反动当局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与其他同学一起,领导了文学院的罢课斗争。

1936年2月,王文彬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师大民先队长。6月,由林一山介绍,王文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为了加强对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他作为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了北平市学联的工作,担任宣传部长、《北方青年》杂志社社长、学联党团(即现在的党组)成员,成为北平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7年春天,王文彬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在北平温泉组织了全市各大中学校5000余学生参加的春季游行活动,借机进行抗日宣传。一向文静的王文彬主动参加演出,展示了他机敏、睿智、随机应变的杰出才能。

会上,临时决定演出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审判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人士(即“七君子”)罪行的话剧《开庭》。当时根本没有剧本,由李昌临时现编、口授台词,黄敬担任导演和化装,王文彬出演沈钧儒。由于仓促登场,加以“演员”们都是外行,演出中闹了笑话。如扮演“法警”的别出心裁,要“沈钧儒”向法官鞠躬,而“沈老”不肯,眼看戏要演“砸锅”了,黄敬在场外急得直跺脚。这时,扮演“沈老”的王文彬急中生智,怒斥“法警”:“我是保障人权的大律师,研究法律已经几十年了,你们六法全书我都可以背诵,从来没有受审判的人要向法官鞠躬这一条法。你们是破坏人权,破坏我的人格,也破坏了你们自己定的法律。我抗议你们这种非法的审判和非法的行为。”这样一骂,不但把戏接上去了,而且演出效果极佳。受到教育和感染的观众情绪振奋,一致通电全国,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救国会领袖和释放一切政治犯。

王文彬在学联里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经常参加各校举办的讲演会,报告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教育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并同反动学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亲日派日益嚣张,变本加厉地破坏学生运动,收买拉拢学生中的反动分子组成了所谓“新学联”,同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反动当局利用这些学棍、流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寻衅闹事,扰乱学联的工作,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派遣密探跟踪学联领导,图谋加害。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王文彬和其他同志一道,置生死于度外,机智勇敢地组织爱国学生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12月,王文彬不幸被捕。虽然敌人多次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经党组织的大力营救,获得释放。出狱后,王文彬继续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

王文彬不仅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而且文笔也很出众。1937年5月,王文彬的长篇政治评论《苦闷的北方政局》发表在北平市学联主办的《北方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他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日寇侵我中华,霸我国土的滔天罪行,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镇压抗日运动的倒行逆施,呼吁各阶层人士,在国难当头之际,同仇敌忾,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王文彬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总括起来,对于当前的北方政局,作者愿意提出三点要求:一、政府对于国共合作和对日方针,应该负责的有一个明白确实的说明昭告国人;二、政府的一切大大小小的设施,不得违背自己所宣称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原则;三、要求国内言论思想等的自由。”他的文章,在各界爱国人士中引起反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平城内,全副武装的日寇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学生运动只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7月28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在石驸马大街东口一家茶馆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王文彬和李昌、黄诚等参加会议。会上布置分头撤离北平的任务。根据党的指示,北平学联决定将同学们疏散到祖国各地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遵照党的指示和许多同学一道,经天津坐船在青岛上岸到达济南。大批平津学生云集济南,生活无着,走无路费,处境困难。为将这些同学输送到各地从事抗日活动,解决大家的生活和路费问题,王文彬受党组织委托,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交涉,使韩承认平津流亡同学会在山东合法存在的权力,并答应发给每人三元生活费,免费乘车奔赴各地,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平津流亡学生的输送工作。

不久,王文彬和许多平津流亡学生相继到达南京。王文彬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和蒋南翔、丁秀等原北平学联的负责同志共同领导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他任同学会党团主要负责人。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王文彬领导同学们在南京市发起募捐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老巢南京形成新高潮。国民党反动当局异常恐慌,10月8日竟派出军警包围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当即宣布解散同学会,并逮捕了王文彬等10名同学会的负责人。在狱中,王文彬领导大家继续斗争,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并当面质问:“同学会宣传群众,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保卫国家,何罪之有?!”那些家伙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文彬无私无畏,敢于斗争,他还带领大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讨论时事,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

为营救这批被捕的同志,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交涉;南京市几千名学生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解散平津流亡同学会,要求停止迫害进步学生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立即释放王文彬等被捕同志,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宣布王文彬等人无罪,予以释放。

1937年10月,王文彬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回到家乡丰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不畏艰难,不避艰险,坚定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恢复了中共丰县县委,王文彬任书记。

1938年初,根据党的指示,王文彬与李贞乾先后在王寨、徐楼等地开办了“农民游击训练班”、“妇女工作训练班”,吸收了有一定觉悟的贫苦农民、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及少数的国民党左派人物进行训练,从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为建立抗日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

1938年4月,在徐州沦陷的前夕,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将其所辖地区,以津浦和陇海铁路为界限划分四个区,分别成立区委。王文彬任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直接领导丰县、沛县、铜山、肖县、砀山等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5月,日寇占领徐州,徐西北地区各县相继沦陷。王文彬根据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指示,把肖县、丰县、沛县、砀山、铜山等县的抗日武装在丰县城南渠楼汇合,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王文彬任政治委员,李贞乾任总队长。紧接着,又和苏鲁豫皖边区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丰县东南华山镇尹小楼会师,总队下有五个大队,成员千余人。从此这支队伍在湖西地区开始了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成为开辟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支柱。

义勇队创建时期,部队生活非常艰苦,王文彬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在生活上从来不要任何照顾,同战士们一样,六个月领伍角零用钱,终年一双粗布鞋,一身粗布衣。他患有严重的疝气,本来配有马匹,他却很少骑坐。有段时间,他持续发烧、浮肿,行走艰难,饮食减少,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照常率部行军作战。同志们看他一天天地消瘦,有一次特意为他做了碗汤和两个烙饼,他怎么也不吃,立即转送给了伤病员。他还一再叮嘱身边的同志,以后决不可再为他搞半点特殊。在他的带动下,干部、战士之间亲如兄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当战士因公离队或回家归来时,总要去见见王文彬等领导同志。整个部队上上下下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的气氛。

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王文彬首先在各大队建立党的组织,大队的主要负责人由共产党员担任,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培训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分配到各大队做政治工作。他经常亲自给战士们讲课、作报告,以通俗易懂的道理,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以及军容、军纪教育。部队还以老红军为榜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爱护群众利益,秋毫无犯。部队每到一处,坚持搞宣传做好事,为群众推磨、担水、铡草。由于当时供给困难,直到寒冬,指战员都还穿着破旧的单衣,但是,谁也不去拿群众一把柴禾取暖。夜间行军,为了不影响群众,部队时常露宿村头,用实际行动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教育了群众。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这支抗日武装,在王文彬的正确领导下,由初创时期的几十支枪,在陇海路南北发展到20多个大队,5000余人。

义勇队成立后,即以抗日救国、保家卫国为己任。丰县北部反动地主武装王献臣部队叛国投敌,破坏抗日,残害百姓。王文彬向湖西各县公布了王献臣的罪状,又争取了丰县、沛县、鱼台、砀山、单县等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联合讨伐了汉奸王献臣部,教育了人民,惩罚了汉奸,开辟了丰单鱼十字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在王文彬等人的领导下,义勇队还先后和敌人进行了马良集、黄庙、华山、河口等战斗,消灭了日、伪大量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苏鲁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为湖西人民坚持抗战坚定了信心。

1938年8月初,由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上级党组织决定,中共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工委合并为中共苏鲁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王文彬先后担任中共苏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和特委书记等职。他和特委的同志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把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边区抗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鲁豫边区所辖各县、区、村,普遍组建了农村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丰、沛、单、鱼、肖、宿、永、金、砀、曹等县委和区委,个别村建立党支部,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与此同时,王文彬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在湖西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人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王文彬的叔父王泗桥先生,在丰县地区是名望颇高的社会士绅。在王文彬的影响下,王泗桥先生鼎力支持王文彬的妻子、弟弟、妹妹参加革命,通过自己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和影响,积极帮助王文彬工作,而王泗桥先生也同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把家产捐助给革命大家庭,支援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湖西地区著名的抗日老人。

1939年5月中旬,苏鲁豫特委改组,成立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王文彬任区党委统战部长,主持领导全区统战工作。这期间,他在苏鲁豫边区各县更加广泛地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战。他多次长途跋涉到单县去团结争取开明士绅朱鸿和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朱育才。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该县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成立了单县抗日动委会,开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了抗日骨干力量,并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

由于王文彬积极奔走,再加上他的学识渊博,善于雄辩,作风朴实,赢得了很多上层人士的敬佩和支持,如金乡、鱼台、肖县、砀山、单县等地有些知名人士、开明士绅先后与共产党合作。不少地方的国民党政权名存实亡,丰县、沛县、单县有的国民党区长参加了共产党。因之,湖西抗日统一战线日益壮大发展,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1939年6月,苏鲁豫地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建立,湖西和陇海路以南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共聚一堂,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故意制造摩擦,企图把共产党的力量从动委会中排挤出去。王文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救亡力量》的报告,严正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动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国共合作抗日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坚决反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他有理、有利、有节的发言,得到与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赞同拥护,保证了边区党在统战中的领导地位。会上,王文彬被选为边区总动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7月,在党的领导下,苏鲁豫边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汉奸的联合夹击,边区抗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了方圆200余里的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在这大好形势下,王文彬不幸被以“托匪”的罪名逮捕杀害了。

王文彬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牺牲,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边区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1940年冬,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单县辛羊庙为遇难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41年2月,党中央发出文件指出:王文彬是党的“忠实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是纯属被“故意陷害”,并宣布王文彬为革命烈士。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和人民为永远纪念王文彬,将湖西边区最早创办的“王大庄小学”命名为“文彬小学”。1951年,王文彬烈士的父亲被特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80年5月18日,中共丰县县委和丰县人民政府为王文彬烈士举行迁葬仪式,将烈士忠骨安放在丰县烈士陵园。

(缪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