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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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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津川,亦名孙竞川、孙继生,化名方淦,1895年生于安徽省寿县一户工人家庭。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做工度日,常年不得温饱。他幼年曾随父亲在汉口读书,14岁时,初中尚未毕业的孙津川,因家庭生计无着,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南京洋炮局(南京金陵兵工厂)当学徒。没多久又到上海兴发机械厂、永安纱厂、吴淞机器厂等处做工。

孙津川在兴发机器厂做工时,看到好多工人受伤后无钱医治,资本家也不闻不问,他就找到资本家要求解决工人工伤医疗费问题,可是,资本家根本不把他一个小工人放在眼里,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他为此愤而离厂。在永安纱厂做工时,他目睹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景况,更是愤愤不平。那时,厂方规定工人早晨6时进厂,晚上6时才能回家。不准回家吃中饭,只能在休息时吞吃早晨带进厂的冷饭,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天天如此。更为让人气愤的是,童工也要和成年人一样顶班干活。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困苦生活的折磨,加之终日很少见到阳光,童工们个个面黄饥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些可怜孩子们的憔悴面容,与资本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孙津川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但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和愤慨!

1924年秋天,孙津川和几个工友到上海郊区进行野外作业,发现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在附近的村子向农民作宣传。孙津川被他那朴素的话语、崭新的道理吸引住了,他感到自己头脑里突然装进许多新鲜的东西。他一打听,原来这人就是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彭干臣。当天晚上,他找到彭干臣的住处,和他畅谈了一宿。偶然的邂逅,短暂的接触,孙津川受到了巨大影响。他由此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工农大众要翻身解放,必须坚决跟共产党走。

1925年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工会纷纷建立。可是,在孙津川工作的上海吴淞厂,工人们却不敢提及建立工会的事。原来,当时的吴淞机器厂已抵押给英国人,厂长莫尔威极力反对组织工会,这个洋老板还对工人进行恫吓,使得整个吴淞机器厂内空气沉闷、压抑。这年6月,一个名叫王凯的共产党人悄悄来到了吴淞机器厂,他走工棚、串宿舍,和工友们谈心,做思想发动工作。当他找到孙津川时,孙津川向他介绍了工厂的情况,建议首先举办工人夜校,团结教育工人,逐步把他们吸引到党的周围。孙津川的建议取得了上海工会的同意,很快彭干臣、王凯就以教员身份主持开办了吴淞机器厂工人夜校。

孙津川很快联络了二十几个热心办工会的活跃分子,作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他也自然成了彭干臣、王凯依靠的骨干分子,彭干臣、王凯也经常找他商议厂里工运方面的事情,他们一起印发传单,在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夜校在工人群众中获得了信任和支持,参加学习的工人很快就增加到200人。由于原来的房间太小,容纳不下,遂迁到吴淞国民小学上课。孙津川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1925年8月间,由彭干臣介绍,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铁总直属支部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从此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经过孙津川等人的努力,这年9月5日,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即工会)在吴淞机器厂举行成立大会,700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孙津川在会上当选为协进会委员。不久,协进会根据党的指示,领导工人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所有工人一律增加工资两成半(小工每月增加8角,技工每月1元)。罢工胜利,特别是工人们增加了工资,使大家增进了对工会了解和信任,协进会在工人中的威信也迅速提高。

1926年春,工人因为生活负担太重,再次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以刚刚增加工资为由,拒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孙津川一面领导厂内工人罢工;一面以工人协进会名义与上海机务处联络,实行同盟罢工,使整个上海火车停驶,交通中断,迫使军阀政府指令厂方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由于罢工斗争连续胜利,党在吴淞机器厂的影响迅速扩大,不少工人积极分子进一步靠拢党组织,并先后有十几名工人被吸收入党。不久,吴淞机器厂工人协进会的领导核心——中共吴淞特支成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

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当时,号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进攻,将主力集结于南昌、九江一带,江西战场的战况十分激烈。由于孙传芳有上海高昌庙兵工厂和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军火接济,致使北伐军围攻南昌月余不下。

为了配合北伐军攻占江西,克复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指示吴淞特支负责切断沪宁线的交通,断截孙传芳的补给钱;同时拆毁进出吴淞机器厂的铁路支线,阻止该厂救援列车出动。孙津川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大家秘密赶制破路工具,因地制宜制造了便于起吊的6尺长的撬把和三节铁筒。完成准备工作后,他又把参加破路的同志分成两个小组。第一组由孙津川、陆广林、郭宝衡、王再生等7人组成,由孙津川亲自带队,到镇江、高资段破路;同时拆毁进出吴淞机器厂的铁路支线。第二组由蔡景海、赵祥生、常广海、孟金福等5人组成,负责破坏吴淞支线。

狡猾的军阀孙传芳也深恐其补给线中断,沿路密布军警,严令加强沪宁路沿线的防范,并令道班工人日夜巡路,不许松懈。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难斗过好猎手。10月16日凌晨2时,孙津川率领的第一组到达镇江、高资间的预定破路地点。天空下着毛毛细雨,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加上附近村庄的狗一听到响声,就汪汪直叫。敌军警巡逻队也不时沿路巡查,气氛十分紧张。孙津川向大家作了精心的布置派出两个人向东西方向警戒,并规定了联络信号,警戒派出以后,他迅速将预先准备好的铁撬把插到铁轨下面,套上铁筒,掘起铁轨。但铁撬却拔不出来。既害怕用锤子敲击惊动敌人,又害怕耽误时间久了遇到敌巡逻队,同志们急得满头大汗。只见孙津川迅速脱下自己的夹袄,包缠在撬把上,一个同志高举铁锤,两下就把撬把打掉了。就这样他们顺利地完成了破路计划,带着胜利的喜悦,消失在黑夜里。

次日拂晓,孙传芳的一列满载军火和给养的军车在铁轨被掘起的地方颠覆。当天中午,吴淞机器厂厂长莫尔威正在上海一家舞厅跳舞,突然接到火车在镇江附近翻车,要求速往救援的电报,急忙回厂,乘牵引救援列车到镇江。结果,他乘坐的车开到吴淞支线,也同样翻了车,莫尔威的脚也摔坏了,只好连忙派出人员去抢修。直到第二天清晨6时,救援列车才从吴淞机器厂开出。孙津川率众破路成功,完成了“中断铁路运输三天”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攻势。

吴佩孚、孙传芳主力相继被歼后,1927年初,北伐军继续东进和北上。上海工人为了迎接北伐军克复上海,曾先后两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因准备不够,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镇压下失败。

两次起义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加紧对上海工人的残酷镇压,到处捕杀罢工工人,甚至有的市民因散发传单或传看传单,惨遭斩首或枪决,整个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孙津川根据上海总工会指示暂时离开吴淞机器厂,到八仙桥、八仙坊一带布置机关,组织以他为委员长的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5日,孙津川再次领导吴淞机器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这次罢工开始前,为了使工人在罢工期间有饭吃,孙津川带领工人向厂方交涉,迫使厂方提前发薪;同时严厉警告该厂工头,迫使其不敢妄动。罢工开始后,工人一律住在上海客栈,每天到八仙桥、八仙坊集合,由上海市总工会派人作政治、军事形势报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武装起义的计划部署。为了壮大罢工队伍,坚持罢工斗争,孙津川一面发动罢工工人到南站龙头房动员沪杭甬铁路司机罢工;一面组织一支6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他担任大队长,亲自领导纠察队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

3月21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龙华,驻守上海的直鲁联军惊慌失措。上海工人阶级迎接北伐军进驻上海的心情十分迫切,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工会决定于3月21日正午12时实行总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开始后,上海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和车站码头的全体工人罢工,罢工人数多达80万。

在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赵世炎、罗亦农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周密计划,将上海全市划为7个起义区,孙津川配合王若飞参与指挥南市区起义。预定时间到了,他亲率武装纠察队向敌军据点进攻,并在旱桥上插上红旗,使敌军误认为该地区已被占领,因而士气涣散。与此同时,他还以“便衣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道命令,派人送至南京敌警察局,令其停止抵抗。敌警察局不知虚实,十分惊慌。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经过四小时的战斗,整个南市区的敌警察被解除武装。随后,孙津川又率纠察队和铁路工人夺取机车一辆,满载工人纠察队员,前往闸北区增援,英勇的工人纠察队向龟缩在商务印书馆负隅顽抗的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发动猛烈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溃守敌,缴获机枪数挺,步枪百余支。22日下午6时,起义工人占领上海北站,毕庶澄逃入租界,闸北地区全部克复,其余各区也被占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3月28日,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在武装起义中英勇顽强,指挥有方,深受两路工人拥戴的孙津川被选为两路总工会委员长。

北伐军进入上海,使上海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于是在4月6日,他将北伐军调往了南京,而让新投降的北洋军阀周凤岐部接防了上海,这是他为反革命政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在他抓紧布置反革命政变的前夕,还假惺惺地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了一面由他手书的“共同奋斗”四字的锦旗,用以麻痹工人群众。12日清晨,蒋介石就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于蒋介石这一反叛罪行,孙津川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政策下,他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挽救革命的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政变中被捕的17名工会会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但不允,反而将他扣留。后经全路工人具保,才获释放。出狱后不久,他又受党组织委托,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在到处都有敌特盯梢的情况下,他从九江回到上海后,即在自己家中召开了中共吴淞特支会议,决定组织由党领导的“灰色工会”,进行合法斗争,积蓄革命力量。

中共八七会议后,孙津川被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一到南京,即着手整顿市委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一天晚上他在家中开会,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问题。他的爱人阿妹则担当了在门外望风的任务,由于他的思想完全贯注在会议上,以致他们的刚满周岁的孩子被捂在被窝里时间太长,窒息而死。

孙津川夜以继日地为革命操劳,日渐消瘦,阿妹望着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窝,生怕他的身体支持不了。就在这时,细心的阿妹发现,他家周围时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她把这种现象同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活动联系起来,感到丈夫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她时常提醒丈夫注意,孙津川十分理解爱人的心情,每当阿妹和他说起安全的话题时,他总是报以坦然的微笑,并叫女儿唱起:“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个铜板一个,两个铜板一个,真公道,真公道”的歌曲,用女儿的歌声来宽慰妻子的焦虑。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中共南京市委决定在姚左堂家开会。就在这个晚上,阿妹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

姚左堂是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铁道队队副。他家住在南京市大公街58号的一间茅草屋里,这里住的都是小贩、店员和贫民。草屋的正面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环境十分僻静。参加会议的市委的许多同志都陆续先到了,按规定最后一个到会的是孙津川,当他穿过一条弄堂后,就看到了预定的会议地点,他抬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按照规定,凡是平安无事,门窗应该敞开,而且在门外还应该坐着一个人。但今天门虽然开着,门口也坐着人,而窗户却紧闭着。孙津川立即意识到会场出了问题。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高度警惕,使他不假思索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并将身上带的文件投入附近的水塘里。就在这时,有条黑影将手一挥,霎时从暗处窜出4个手持短枪的国民党特务包围上来,他被逮捕了。

几天内,中共南京市委的大部分同志先后被捕。后来,经过被捕入狱的同志互相查证,才知是叛徒王汇伯告密。狡诈的敌人在搜捕孙津川的同时,也假意将王汇伯逮捕,妄图利用这个叛徒在狱中监视、侦察和诱降被捕的同志。孙津川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揭露了王汇伯的叛徒嘴脸,敌人的阴谋落了空。在敌人的几次审讯中,孙津川义正辞严,痛斥敌人。敌人对他严刑拷打,遍施酷刑,孙津川仍然坚强不屈,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变换了花样,他们把孙津川的母亲带去,妄图用母子之情软化孙津川投降。可是孙津川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通达的老人,她不仅没上敌人的当,反而劝勉自己的儿子为革命要坚定不移。临走时她分了半个梨给儿子吃,暗示母子将要分离。孙津川也斩钉截铁地说:“妈,您尽管放心,我是孙津川,不是王汇伯;我即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

在被监禁的3个多月里,敌人不断地对孙津川威胁利诱。他总是厉声回答:“要杀便杀,我什么都不知道!”敌人料想不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任何东西,便决定对他下毒手。临刑前一天,敌人还抱着一丝幻想假惺惺地准备了一桌酒席,妄图对他进行最后的劝降。不料孙津川一进屋就把酒席愤怒地掀翻了。

10月6日凌晨,牢门突然被打开,进来四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把孙津川带到屋外,推上黄包车。孙津川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他慷慨激昂地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恐惧万状,忙用毛巾塞住孙津川的嘴巴,催促黄包车向雨花台急驶。孙津川的母亲正好前来探望,看到儿子被押赴刑场,悲痛欲绝,急忙赶到雨花台,当老人家匆忙赶到时,只见儿子已倒在血泊中。

孙津川为工人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英名永远载入中国工人运动的史册!

(蒋晓钟、吴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