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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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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磊,1902年7月13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一个贫寒的家庭。他自知家贫,读书机会得来不易,因此学习十分勤奋、刻苦。1922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广东大学,再改名为中山大学)英语部读书。

1924年1月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青年学生团体也相继出现,使一些原来不过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也逐渐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24年,毕磊在学校参加了国民党,还参加了由广东高师学生组织的标榜信仰三民主义,主张“伸张民权”的“民权社”,在那个中间偏右的团体里,毕磊主编《民权》杂志。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毕磊不知所从,处于极度的彷徨和矛盾之中。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接着,沙基惨案又在毕磊眼前发生。残酷的现实,使毕磊的思想接连经受猛烈的冲击,心中的怒火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再也无法沉默与回避了,日益认识到“教育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只能靠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从此,他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之中。在实践中他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带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政党,于是,他主动靠拢由共产党、共青团领导的“新学生社”等革命社团,争取党团组织对自己的教育帮助。

同年9月,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团体联合成立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以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毕磊积极参加这一活动,被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具体负责宣传部工作。不久,毕磊又被选为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还被选为广州学联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秋,毕磊参加了共青团;同年年底,他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在“新学生社”的推动和毕磊等积极筹备下,广州各青年团体在广州召开统一青年运动大会。毕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主持了会议。大会决定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毕磊当选为委员。4月中旬,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毕磊代表广州学联参加了大会,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呼吁全省革命青年学生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5月7日,广州地区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群众4万余人,在广东大学操场集会,举行纪念“五七”国耻活动,毕磊代表广州学联,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其瑗等人一道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毕磊逐渐被公认为青年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这期间,毕磊奉党的指示,以党员身份公开工作。他在广东大学除了做学生工作外,还负责联络和团结教师的工作,沟通他们与党组织的联系,同时又发动同学们支持和配合进步教师的活动。1926年,郭沫若、成仿吾等知名学者相继到广东大学任教。毕磊经常主动接近郭沫若,向他介绍有关情况,支持他的工作和活动,并及时把他的意见及思想、活动等有关情况向党汇报。郭沫若亦把毕磊看做值得信赖的人,时常主动向毕磊谈及自己的想法,并向毕磊表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毕磊将此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告后,陈延年十分重视,即与广东区委学委书记恽代英研究,建议郭沫若先生参加一段革命实际工作,并让毕磊将党组织的意见转告郭沫若,再由恽代英找郭沫若详谈。郭沫若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建议,离开学校,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随军北伐。第二年,郭沫若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毕磊从中山大学英语部毕业。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转入中山大学文科继续学习,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不久,他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积极协助恽代英工作。他还奉组织委托,负责筹备并主编以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在宣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他自己亦积极撰写文章,讴歌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本质和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破坏革命的种种事实,呼吁广大青年团结一致,“用我们的力量去打倒他们!”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聘请,从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十分重视鲁迅的到来。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中山大学党团组织一定要积极做好接待鲁迅的工作,配合他开展好活动与战斗。陈延年还亲自指定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毕磊,代表党组织公开与鲁迅进行联系,积极协助鲁迅了解和掌握有关情况。毕磊积极执行党交给的这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鲁迅抵广州后,住在广州市大沙头附近的白云楼。不久,有一位青年上门来访问,见到鲁迅后,这位青年诚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叫毕磊,是奉陈延年之命而来的。我们十分愿意协助您了解您需要的情况,为您做一些事情,请您不用客气。”

鲁迅早已知道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正在广东担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他对陈延年派来的毕磊很喜欢。又见他言谈文雅、人品忠厚精干,就亲切交谈起来。并提出了关于中山大学以及广州近来局势等问题,请毕磊介绍。毕磊认真坦诚地作了回答。鲁迅听后表示满意。初次的接触和交谈,鲁迅对于毕磊的坦率诚恳态度和见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为表达广大青年学生对于鲁迅的爱戴和敬仰之情,中山大学党团组织和学生会决定组织一次欢迎鲁迅的活动。毕磊受同学们委托,向鲁迅征求意见;并说明这一活动是在中共党团的支持下,由同学自己发起的,并不是奉学校当局之命行事。鲁迅听了十分感动,欣然应允。

1月25日下午,由毕磊主持。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致欢迎词,代表广大青年学生向鲁迅致以崇高的敬意。鲁迅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广东青年要敢于冲破当前沉寂的气氛,向腐朽势力进击。他说:“现在已不再是退让的时代了!”鲁迅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响,博得了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毕磊走到鲁迅跟前,紧紧握住鲁迅的手,代表同学们衷心感谢鲁迅给予青年们的谆谆教导。

此后,毕磊几乎每天都与鲁迅见面,经常陪着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去“陆园茶室”饮茶。毕磊为人朴实,诚恳虚心,热情精干,经常主动和如实地向鲁迅介绍情况,对鲁迅尽快了解广州的情况帮助很大,因此日益赢得鲁迅的器重和信任。这时,鲁迅不仅把毕磊视为挚友,并且把他看成是受中共党组织委托与自己联络的同志,对毕磊无话不讲,无所不谈,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对当前时局等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与毕磊交换意见;甚至连当时国民党右派如何千方百计地想拉拢他,并向他送礼遭他拒绝的情况,也告诉了毕磊。通过毕磊的努力工作和沟通,中共党组织也及时了解了鲁迅的情况,从而更好地配合了他的工作和活动。

鲁迅对陈延年的情况过去已有所知,并称陈延年为“老仁侄”;但他对自己始终没有机会与陈延年正式见过面而感到遗憾,因此急切盼望能有机会与陈延年畅谈一次。毕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陈延年作了报告。3月下旬的一天,陈延年约鲁迅到区委见面,在毕磊陪同下,鲁迅来到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一直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分手。鲁迅后来一再向毕磊谈及,对那次与陈延年会见十分满意和兴奋,并对毕磊的帮助表示感谢。

1927年4月15日,驻广东的桂系军阀发动了反革命叛变,公然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当晚,反动军警在右派分子指引下,冲进了中山大学。毕磊与其他一些党团员不幸被捕,押到广州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院,不久转押到南石头监狱。

当毕磊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义愤填膺,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返回学校召开各系主任会议,讨论如何营救毕磊等被捕同学。鲁迅愤怒地说:“学校当局曾经公开宣布过要带领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返过来大骂共产党,怂恿政府抓捕学生,这将怎样解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同学赶快营救出来。”但是中山大学当局站在反动立场上,根本不理睬鲁迅的呼吁。鲁迅十分愤怒,当即表示辞职,以示抗议。

毕磊被捕后,中山大学反动当局企图诱降他,对他说:“如果你能悔过自新,写一份悔过书交来,我们就保释你出来,以后要安分守己,重新做人。”毕磊当场严词拒绝,并愤怒地痛斥了他们背叛革命、勾结反动派迫害革命师生的无耻行径。

敌人软硬兼施,毕磊拒不屈服,更不供出党组织的情况,反动军警便惨无人道地对他严刑拷打,用铁链把他捆绑起来,用刺刀向他身上乱戳。灭绝人性的敌人把毕磊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反动军警的严刑拷打,毕磊宁死不屈。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筹莫展,于是下令将毕磊杀害了。毕磊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毕磊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后,使鲁迅无比悲痛。他常对人说:以前毕磊常常来谈天,现在却不能再来了!鲁迅在日后的文章和书信中,亦一再提及毕磊,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毕磊深切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的憎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4月18日(按:应为15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悍的湖南青年。”

毕磊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彩的足迹。

(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