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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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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鳌,又名王本施、王半石,1902年3月28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伏中山下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其父黄茂永目不识丁,受尽富人欺压,因而下决心要让儿子多念些书。黄鳌8岁读私塾,12岁进县立高小。因领悟力强,加以学习勤奋,成绩出类拔萃,曾被老师指定为“小先生”,辅导其他同学学习。因此,他常受学校免收学费的优待。

1920年秋,黄鳌考入长沙甲种农业学校,不到一年即转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春,他得知黄埔军校在湖南秘密招生,便以好友叶国素资助的6块银元做路费,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他两次报名,准备如第一次不录取就考第二次。结果第一次考试即中。于是,他把第二次报考的名字让给来不及报名的同乡郑洞国。郑洞国以黄鳌的名字考试也被录取。这样,黄埔军校同时就出现两个“黄鳌”,点名时两人齐答“有”。后来,郑洞国向教官如实以告,才改过姓名来。

进黄埔军校后,黄鳌遵照孙中山先生关于“要做革命事业,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的教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在操练中,能吃苦耐劳,一丝不苟;课外阅读也很勤奋,深夜常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入学不久,他在共产党员李之龙、周士第的帮助下,加入了共青团。1924年7月,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黄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秘书股主任。1925年2月,黄埔军校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黄鳌是成员之一。在同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中,黄鳌曾在《黄埔潮》周刊上发表《黄埔同学应注意的几点》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破坏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种种劣迹,号召黄埔同学应把执行孙中山的遗嘱,不仅看成是黄埔同学的事业,还应看成是全中国民众的事业。同年7月,黄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该军政治部主任是由军党代表李富春兼任的,因而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黄鳌负责。

当时部队中还残存不少旧军人习气,有的官兵不知三民主义是什么。针对这种情况,黄鳌连续撰写了《革命军》、《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等文章,向广大官兵阐述国民革命军的性质、任务,及与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以此向部队进行教育。他还把这种教育同开展部队识字运动结合起来,把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工作,使部队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和严格的纪律。为此,他还编写了《士兵识字运动课本》、《士兵日课问答》等通俗教材。这些教材形式别具一格,每一课分为两面,一面是图画,另一面是问题。如在一幅要当革命战士的图画的背面,“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答: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经过这样的教育以后,第二军官兵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很快,部队战斗力也随之提高。如在一次剿匪中,观音街的木商曾送给第十一团二营官兵600元,作为犒赏,而该营官兵坚辞不受,说剿匪是革命军人应尽职责,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北伐战争中,第二军在江西战场上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军阀邓如琢连吃败仗。1927年春,第二军与第六军沿长江南岸推进,攻占南京。这时,蒋介石叛变的迹象日益明显。一天,黄鳌接到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通知,要他参加4月12日召集的各军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员会议。他心知有变,连夜随李富春带领政治部及军部留守人员冒雨离开南京,历经23天到达湖北黄梅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二军政治部于5月13日在黄梅县城召开隆重的第二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会场上高悬对联,上书:“革命未成功,暴露介石奸谋,赤色疑云真若梦;同志齐努力,继承中山遗训,黄梅时节大招魂。”还有一幅用白竹布画的漫画十分引人注目。当时报纸载,这幅漫画画的是“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买办阶级、孙文主义学会、青红帮等诸色人物,共抬一轿,向反革命路上飞跑。轿中所坐之军官即蒋介石也”。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反共,宁汉合流。黄鳌离开第二军,奉命并去鄂西参加湖北省秋收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年冬,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回湖南,任省委军委书记。他是以上海某教授回湘度假为名,与妻子周梦素(化名周菊华)回到长沙的。当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会见省委军委秘书陈采夫时,才知道陈与自己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同学,真是惊喜异常,倍感亲切。为了骗过敌人,他们以“内兄”、“妹夫”相称,说他来长沙是走亲戚,先后应付了军警的多次挨门挨户的盘查。一个月之内虽然3次搬家易址,但由于秘密来接头的人多,仍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敌人密探突然闯进设在长沙局关祠的军委临时机关所在地,陈采夫和机关人员躲避不及,一些文件和宣传品被搜出,黄鳌和陈采夫以及其他3个同志一起被捕。

黄鳌被捕后,敌人认定他是文件中所署的省军委书记黄鳌,对他严刑逼供。他守口如瓶,坚不吐实,几次晕死过去。而陈采夫因受不了酷刑折磨,供出了党的一些秘密,但保护了黄鳌,坚持说他是来看妹妹的内兄,与案件无关。当敌人发函要求临澧县调查时,黄鳌的同乡好友叶国素通过岳父黄贞元(时任湖南省改组委员会委员)的关系,以临澧县工会改组委员会特派员的职衔赶到临澧,及时压下了县公法团负责人赵伯履等正要发出的《请求把黄鳌、陈采夫处决》电报,使黄鳌的案子得以拖延下来,免遭杀害。

1928年1月,程潜带领西征军与唐生智部作战。唐败退后,西征军陈嘉佑部进入长沙,收缴市公安局和挨户团的枪支,长沙城一时陷于混乱。黄鳌同陆军监狱的犯人于26日凌晨乘机越狱,死里逃生。黄鳌逃出魔掌后,回到阔别数年的故乡临澧,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临澧县的挨户团头目赵伯履,绰号“赵屠户”。1927年5月24日,他勾结反动军阀,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骨干、纠察队员,是一个临澧人民恨之入骨的反动分子。“庆父不除,鲁难未已”,黄鳌与临澧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决心为民除害,惩办“庆父”赵伯履。

黄鳌与党组织研究再三,决定利用县长李道宗和赵伯履之间的矛盾,联李除赵,并采取措施:一是以赵伯履“经常秘密串联,图谋不轨……”告到县里;二是收集赵伯履的罪证,作为宣布罪状的依据;三是由黄鳌亲自找李道宗做工作。李道宗和赵伯履是死对头,和黄鳌是北伐军第二军政治学习班的同学,又在第二军政治部同过事,并且在1926年秘密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到国民党里当官去了。一夜晚,黄鳌突然登门拜访,李道宗既惊又喜,同意一起设法除赵。几天后,李道宗把一叠赵伯履的罪证送给第四师师长王捷俊和副师长谢毅伯,王、谢当即批复将赵伯履等人在“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上当众处决。

1928年5月7日上午,在临澧县城河对岸沙滩上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警戒森严,主席台上,县长李宗道正襟危坐,面色严峻。挨户团头目赵伯履、邵国恩、蒋英儒、黄陶吾、陈炳勋5人也带着县常备队来参加会议。当穿着白竹布衫的赵伯履刚开口讲话时,第四师的马副官突然下令:“常备队架枪,向前三步走!”在常备队的枪被第四师收缴后,另一部分枪兵冲上台来,将赵伯履等人推下台去,立即枪决。接着,县长李道宗宣布赵伯履等5人的罪状和处决的命令。

赵伯履等被处决后,临澧人民拍手称快。而湘西“清党委员会”的头目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们却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天自己也会落得赵伯履等同样下场。

在临澧为民除掉“五害”后不久,黄鳌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因病未到职,由周逸群代理)。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经红四军到石门一带活动,钳制敌十四军对湘东红军的包围和支援石门南乡暴动。8月25日,红四军进驻石门西北乡的磨市,后转移渫阳区,从事消灭团防武装和开辟根据地的斗争。9月5日,红四军奔袭澧县王家厂大堰一带的反动团防和税务机关。7日,当部队返回渫阳时,不料敌军也跟踪而至。当晚,黄鳌随贺龙住在刘家峪曾家大屋(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家)。军部虽接到敌人第二天要来进攻的消息,原定连夜转移,因部队疲倦已极,准备等到天明出发。而敌人却绕过岗哨,抄小路来到曾家大屋,包围了军部。第二天凌晨,敌人便向红四军军部猛扑。黄鳌带领警卫人员和游击队抗击2000多名敌军的进攻,边打边退,向后山转移,拟与驻扎在新开寺的红军主力会合。在激战中,黄鳌不幸中弹牺牲。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