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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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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一户封建地主家庭里。小时在私塾读过几年书,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后受新思想影响,并在其大姐夫、革命青年郑佐之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曾任白花场团支部书记、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负责人。

1926年2月,赵一曼在共青团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进入宜宾县城读书。她考入宜宾女子中学,插班入一年级二期第三班学习。她为自己能冲出封建家庭牢笼,实现进城求学的愿望特别高兴,所以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做习题。

赵一曼入学后,穿着朴素,一些城里有钱人家的同学讥笑她土气,她并不介意,主动地接近大家。当时的女中仍很守旧,封建意识很浓厚,女学生大都还是遵守封建礼法,思想和行动都不开放。而一曼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农村开展过反封建斗争,所以她很大方,一点也不拘束,遇事总能说出许多道理。同学们慢慢地发现,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很不平常,她知道很多她们不知道的事,说出的话也新鲜,就都主动地靠近她。赵一曼像磁石一样,把同学们吸引和团结到自己的周围,革命思想迅速地在同学中传播着。原来死气沉沉的女学堂开始活跃起来,女学生们敢于参加各种活动和上街宣传了。

赵一曼在同学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她被选为学生会常委和交际股股长,担任了团支部委员。5月4日,宜宾学生联合会改组,赵一曼代表女中学生会参加了学联工作,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常委会主席。不久,中共宜宾特别支部成立,赵一曼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6月上旬,宜宾大奸商李伯衡贩运的英国亚细亚牌煤油,由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货轮川北号从重庆运来宜宾。宜宾党团领导爱国运动特别委员会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通过学联发动学生掀起了一次“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

这一天正在上课,学联派人来通知到江边去抵制“洋轮”,赵一曼立即组织同学们集合,跑步奔向金沙江边。叙府联中、宜宾男中的学生也像潮水似的涌来了,码头很快就被2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挤满了,学生们还搬来大量石块准备战斗。

当油轮逆着滚滚的江流开过来时,赵一曼领头高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允许洋油上岸!”

可是这艘英帝国主义的油船却很狂妄,没把学生们放在眼里,继续向岸边靠拢,赵一曼愤怒地大喊:“同学们,打呀!”

学生们顿时抓起石块,雨点般向船上投去,打得船上的人不敢露面。油船靠不了岸,只好停泊在江心。学生们在大风雨中一直坚守了两天两夜。在愤怒的中国人民面前,这只巨型的英国油轮显得非常渺小,它一直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

第三天下午,奸商李柏衡雇了几只驳船从上游绕到“洋轮”旁边,装上油桶,企图偷偷地运上岸来。这时赵一曼站到一条板凳上向搬运工人们呼喊着:“工人弟兄们,你们不要替外国鬼子和奸商们干事,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洋货!”

工人们听了很受感动,激发起爱国热情,气愤地把船上的油桶扔到了江里,还一边骂着:“滚你娘的蛋,外国鬼子!”

岸上的学生们见了,一阵欢呼:“工人弟兄们,干得好!快扔啊!”

“通!通!通!”油桶落到江里,翻着浪花,随波漂去。

“砰!砰!”突然远处响起了枪声,一队武装士兵奔向江边。原来是奸商李伯衡给反动的城防司令辜勉之送去了2000大洋,请他派兵来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面对端着枪的反动军队,赵一曼毫无惧色,她紧走几步登上一个高坎,向学生、工人和市民们大声讲话:“同学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这是正义的爱国运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接着她又领大家高呼口号,响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士兵们都惊呆了。反动营长杨仲才向士兵们吼叫着:“快把他们赶走!”

“砰!砰!砰!”士兵们朝天放了一排枪。赵一曼怒不可遏,挺身冲到士兵们面前,厉声质问:“士兵同胞们!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着帝国主义打自己人?枪杆和刺刀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斗争到底!”

杨仲才恶狠狠地对赵一曼喊:“不准你再宣传!”

“正义的话我就是要讲,你为什么干涉我们的爱国行动?”赵一曼斩钉截铁地说。

学生和工人们围了上来,一个个紧握着拳头,怒瞪着眼睛。杨仲才一见情况不妙,虚张声势地喊着:“反了!反了!你们等着……”边说边领着士兵们冲出人群溜走了。望着他们的狼狈相,群众爆发出胜利的欢笑。

反动军阀视女中学生上街宣传爱国为大逆不道,下令教育局限女中学生一律挽髻,小学女生梳辫,不许剪短发,以束缚女学生。赵一曼领头抵制了这一禁令,带领十几名同学,在监学面前剪掉了辫子。

赵一曼的这些革命行动触怒了反动当局,到新学期开学时,学校挂出告示:“近来学生嚣张已达极点……兹决定李淑宁等十三人勿庸来校……。”

开除学生们的布告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怒,赵一曼和同学们来到教育局,冲进局长赵舜臣的办公室,气愤地说:“爱国运动是嚣张吗?为什么开除我们?”

赵舜臣被质问得无话可答,支支吾吾地说:“这个,不关我的事,你们去问辜司令!”

“不关你的事,你算什么教育局长?”赵一曼气急了,猛地一脚踢翻了赵舜臣的办公桌,同学们齐声喊:“滚!滚!滚!”

赵舜臣吓得额头上直冒冷汗,拔腿就往内室里跑,一边尖叫着:“不好了,丫头们造反了!”

教育局不收回成命,同学们便决定一齐退学进行反抗。

这时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已经打到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成立了,赵一曼被选为县党部第一届妇女部代理部长。共产党地方组织利用县党部的合法地位,于11月间创办了一所中山中学,赵一曼等同学进了中山中学继续读书。

开学后不久,适值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分校)成立招生,党组织决定送赵一曼去该校学习深造。从此,她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27年1月,赵一曼考入武汉军校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她和200多名年轻姑娘,一起脱掉长袍花袄,穿上灰色布军装,腰系牛皮带,头带大盖帽,一个个非常英俊。赵一曼和同学们每天上政治课和进行军事训练,过着严格的军人生活。

由于学习训练劳累,3月间她原有的肺病复发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不顾病弱的身体,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平叛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形势仍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赵一曼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

9月间,党组织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后,她努力学习,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又有进一步提高。在这里,她和同学、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经常接触,互生爱情,1928年4月他们结了婚,成为革命伴侣。

由于学习过累,赵一曼的肺病更加严重了,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难以坚持学习。党组织考虑到苏联的气候寒冷对她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便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赵一曼服从组织分配,于1928年冬天离开丈夫,踏上艰险的回国路程。

当时的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1929年初,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她刚到不几天,1月21日,交通站被敌人注意,必须立即转移。这时赵一曼已经临产了,她肚子一阵阵疼痛。眼看孩子就要生在街上,实在无法,她找到一户贫苦工人家,向他们哀求说::咱们都是穷苦人,我正在难处,你们就行行好,救救我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经过再三哀求,终于感动了这位工人和妻子,把半间木棚租给了她,生下了孩子。她着急赶快向上海去找组织,就拖着虚弱的身子,抱着刚出生不几天的婴儿,离开宜昌,坐船去上海。

9月,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她和一位姓王的男同志扮成假夫妻掩护工作。她白天忙着搞家务,夜里抄写和油印文件,这样工作了3个多月。1929年末,因叛徒告密,机关遭到破坏。一天深夜,小王跑回家,告诉赵一曼赶快烧毁文件。但敌人已跟踪上来敲门,小王把孩子塞到赵一曼的怀里,从厨房窗户把她推了出去。赵一曼母子得救了,小王却被敌人捕去。

赵一曼抱着孩子在黑暗中迎着风雪跑到郊外,看不见道路,辨不清方向,孩子冻饿得“哇哇”直哭。她怕被人听见,用手捂着孩子的嘴,钻到屯子边上一个稻草垛里。她得赶快回上海去,向中央报告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以便营救被捕同志。第二天晚上,她走到赣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打听到有一只装运山货和茶叶的木船去九江,便哀求船老板把她捎到九江。船老板半信半疑地让她搭了船。一路上雨雪纷飞,寒风刺骨,多亏老板娘借给她一条破被子,她和孩子裹着,才没有冻坏。到九江后,正好有一艘开往上海的客轮停在码头上,赵一曼没有钱买船票,便在一个穷船工的帮助下,趁船上管事的人不注意,钻进舱里躲起来。回到上海,她向党中央报告了工作。

在艰险的斗争环境中,赵一曼感到带孩子工作实在不方便,而且会危及孩子的生命。为了党的事业,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她找到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的夫人),经过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到她哥哥陈岳云家里抚养。

走前,赵一曼抱着儿子照了一张像留作纪念,这张照片有幸保存了下来。1930年4月间,赵一曼去汉口,把刚过周岁的小“宁儿”(后取名陈掖贤)留在陈家,只身返回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从此,他们母子再也没有见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以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已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赵一曼来到东北,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1932年秋天,党组织派赵一曼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兼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为便于掩护,组织决定她和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组成“家庭”。1933年4月2日,伪宪兵无理殴打电车售票员张鸿渔(共青团员),激起电车工人无比愤怒,准备罢工抗议。老曹和赵一曼积极支持和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她深入到电车工人中间,指导他们进行斗争。电车厂的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散发、张贴《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大量传单、标语和漫画,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的罪行。大罢工坚持了两天,战胜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和欺骗,迫使敌人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取得了胜利。

赵一曼对敌斗争十分机智勇敢。5月的一天傍晚,她和五六个男女青年,在松花江北太阳岛上一幢俄式的木屋里开会,他们一边装作打麻将牌,一边研究抗日工作。不料房门给小孩拉开了缝,被一个伪警察发现突然闯了进来,当时桌子上放着一些文件,想藏已来不及了。这家伙掏出枪,伸手抓起文件,大家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赵一曼敏捷地站起来,把窗台上的一盆米汤猛地泼到伪警察的脸上。这家伙一时睁不开眼,两只手只顾往脸上乱抹,大家趁势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捆绑起来,嘴里堵上毛巾,装进麻袋,塞到床底下,夜里悄悄地扔进了松花江。

1934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破坏,老曹被捕牺牲,赵一曼处境危险,需要转移。当时她重犯肺病,身体不好,但仍向省委要求到抗日游击区去。7月,她到哈尔滨东南山区珠河县(今尚志市)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县妇女会负责人。她积极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抗日根据地。赵一曼初到东北农村,生活习惯和吃住上都有很多困难。她不怕吃苦,和农民打成一片,帮助妇女们烧火做饭,补衣服,看孩子,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把抗日妇女会组织起来。她积极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站岗放哨、送情报、送给养,还组织担架队给游击队抬伤员。

当时抗日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一次,地方党组织从城里伪军手里买到十几支手枪和一批子弹,由于敌人盘查严,运不出来。赵一曼主动带着一位姓沙的姑娘化装进了珠河城,把武器弹药用油纸油布包好,放进事先找好的一辆大粪车里,巧妙地运出城送给游击队。

赵一曼学过军事,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为保护地方组织和群众,打击敌人,她在兼任铁道北区委书记时,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1935年春的一天,赵一曼得到情报,有一小队日军出珠河县城到铁道北的关门嘴子一带“讨伐”。她和大家研究,决定伏击敌人,锻炼队伍的战斗力,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她把队伍带到敌人必经的山路旁,隐蔽在树丛中。赵一曼让手持快枪、土炮的队员集中到一起,埋伏在前边,打敌人的头;把拿大刀和红缨枪的队员组成一个队,埋伏在后边,截断敌人的退路,等打响后冲上去缴敌人的枪。中午敌人过来了。他们知道这一带没有抗日军的主力部队,所以很不在意,大摇大摆地走着。前边是个骑马的洋洋自得的鬼子官,后边的鬼子兵也没有戒备。赵一曼命令快枪队集中火力先打敌人的指挥官。当敌人走进伏击线时,赵一曼大喊一声:“打!”快枪土炮一起开火,日军官登时中弹落马,敌兵顿时大乱。赵一曼高喊:“冲啊!”就端着匣枪,带领手持大刀、红缨枪的队员猛扑上去,一举消灭了十多个鬼子,缴获20多支枪,首战告捷。

从此这支农民自卫队越战越强,队伍不断扩大,后来改编为地方游击连,经常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部队作战。有一次,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在铁北侯林乡被伪军五六百人包围,火力很强,激战三个多小时,敌众我寡,情况危急。这时赵一曼带领游击连赶到,从敌人背后猛攻,敌人顿时慌乱起来。第二团见援兵来到,奋起反击,内外夹攻,大败敌人。从此,赵一曼的名声大震,群众都称赞她是“文武双全的女指挥”。

1935年秋,日寇为了消灭抗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向珠河游击区疯狂“讨伐”,强行“归屯并户”,放火焚烧群众房屋,以割断抗日部队和群众的联系。残酷的烧杀,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军主力部队活动困难。县委会决定,第三军司令部率主力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领导群众尽力破坏敌人的“并屯”阴谋,并新扩编三个完整团。赵一曼按照县委决定,把她带领的游击连编入新二团,县委书记张兰生主持了队伍的改编工作,团长仍由原团长王惠同担任,赵一曼以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团政治委员。为了策应军部远征,新二、三团留在珠河铁道南北,坚持游击战斗,不断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兵力。

根据地遭到破坏,部队生活很艰苦。赵一曼特别关心、爱护战士,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行军休息时,她为战士缝补衣服,谈心、讲革命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增强必胜信心。战士们都很尊敬她,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14日,赵一曼和王团长带50多名战士到了铁北区左撇子沟附近,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劳。混在群众中的坏分子朱景才忙去向敌人报告。次日清晨,日军和伪警察部队共300多人,分三路扑向左撇子沟。上午10时,部队发现敌人,立即抢占南山有利地势,与敌人激战。人少,弹药也不足,但在王团长和赵一曼指挥下,英勇顽强,持续六个多小时,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击毙日军机关枪队队长古谷清一、小队长芹泽等日、伪军30多人。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部队损失也很大。突围时,队伍被打散,王团长负伤被俘,遭敌人杀害。赵一曼左手腕受贯通伤,她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16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及交通员刘福生五人躲到小西北沟一间空房子里养伤。几天后,被当地伪百户长、反动地主廉江进山时发现,报告了敌人。

11月22日清晨,珠河县警务首席指导官远间重主郎、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带30名警察冲进小西北沟。当时刘福生要出去买药和探听消息,刚一出门就遭枪击牺牲。赵一曼、周伯学、老于向敌人还击,持续两个小时。赵一曼的手枪子弹打光了,老于想冲出去引开敌人,刚跑两步就中弹倒下,赵一曼想去救他,一颗子弹打断了她的左大腿骨。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被俘。

赵一曼伤势很重,敌人抓来群众用梯子把她抬到山下,又换乘牛车去县城。赵一曼躺在车上,大车颠簸,伤口剧痛,棉裤被血浸透,她硬是咬紧呀不呻吟一声。敌人押着牛车进了珠河城,赵一曼猛地抬起头,对街上的群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敌人把赵一曼、杨桂兰临时关在伪县公署警务科拘留所旁边的一间空房子里。赵一曼叮嘱杨桂兰就说是被临时找来侍候赵一曼养伤的,敌人查不出实据就会放她出去。

当时,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正在珠河处心积虑地搜捕抗日人员,凡有俘虏不问身份如何,都要亲自审问。大野听说女俘虏伤势很重,快要死去,便连夜审讯。大野问赵一曼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情况时,她编造些假话对付敌人,回答得坦然、明快。问到部队的事,赵一曼都说不知道。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地位,赵一曼回答说和共产党没关系。当大野问她为什么抗日时,赵一曼忍着伤痛,慷慨陈词:“我是中国人,日本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接着,她对敌人宣传的“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兄弟之邦”等强盗逻辑进行了揭露和批驳。最后她坚决地说:“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这次审讯失败,大野看出赵一曼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认定她受过高等教育,在共产党内部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而这样强硬的对手不是轻易就能审问出结果的。他怕赵一曼伤重死去得不到口供,便找来医生,一边治疗,一边审问。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毫无所得,他嚎叫着,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阵阵剧痛,赵一曼几乎昏死过去,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大野逼她说出共产党员身份,她反问:“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大野对赵一曼百般折磨都枉费心机。于是他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赵一曼是县委领导,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大野决定把这个重要人物带回哈尔滨治疗、审问,赵一曼表示到哪里也不会改变态度,并要求大野释放杨桂兰,由于赵一曼的保护,杨桂兰终于获释。

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后,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她腿部伤口溃烂化脓,生命垂危。敌人为了得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派警察看守,监视治疗。

经过爱国医生张柏岩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腿伤好转,已能柱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敌人见她伤好,为了便于审讯,于1936年4月上旬把她从人多的大病房换到单人病房。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她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万一有机会还可以逃出敌人的魔掌。

要想逃走,首先必须解决看守这一关。因她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自由活动,需要有一个男子帮助才行。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接触,她感到看守董宪勋老实正派,有民族感情,可以争取。于是她主动和他接触谈话,激发他的爱国心,并向他讲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事迹和革命道理。经过20多天的工作,终于把董宪勋争取过来。

按照预定计划,赵一曼开始第二步工作。要想成功,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有治疗经验的女护士帮助才行。她觉得5月上旬新换的见习护士韩勇义挺合适。韩勇义从小性格活泼、刚烈、好打抱不平,能见义勇为,所以父亲才给她取了“勇义”的名字。由于她伯父支持过马占山抗日,父亲被日寇迫害而死,韩勇义非常仇恨日本侵略者,对赵一曼非常敬佩,发誓一定要帮助赵一曼逃出虎口,跟她到山里去进行抗日斗争。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逼供,赵一曼始终没有低头,她的坚强精神深深地教育着韩勇义、董宪勋这两个青年人,他们在暗中关心她、保护她。特务们到病房来刑讯时,小韩总是想方设法应付,不是说赵一曼的伤口恶化,就是说她吃过安眠药喊不醒,使赵一曼少受折磨。

为了早日逃出虎口,赵一曼和韩勇义、董宪勋在病室里进行多次密议,研究了各种有关细节和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没有经费,小韩把父亲留给她做嫁妆的两枚金戒指、两件呢子大衣等卖了,她还从医院里拿了些医疗用品。赵一曼腿伤不能行走,董宪勋事先定制了轻便小轿。1936年6月28日晚9时,董宪勋和韩勇义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换乘小轿,由五名轿夫抬着,在大风雨中连夜赶路,次日清晨到了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由董元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爱国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抗日游击区。

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断定赵一曼不能走路,就对车辆严加盘查。直到晚上才找到自称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根据他的供述,特务们找到了回来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于是连夜追捕。6月30日早晨,在距游击区只有20公里的李家屯附近,赵一曼重陷魔掌,被带回哈尔滨,关进警察厅的拘留所里。

警察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亲自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用烙铁烙,往嘴和鼻子里灌汽油,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漏党的任何机密。董宪勋、韩勇义也都表现得很坚强,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遭受许多酷刑折磨后,于1937年7月因病重假释出狱。

敌人对赵一曼进行了一个月的审讯调查,一无所得,决定最后下毒手,把她送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表现得沉着镇静,视死如归。但她也想念远在四川家乡的姐弟、异国他乡的丈夫和在汉口已经7岁的儿子。她决定给儿子写一份遗言,确信他一定能够看到。于是向看守的警察要了纸笔,含泪写下了洋溢着母爱和反满抗日未竟之志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珠河车站布满了武装军警,赵一曼被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敌人想以此威吓爱国群众,赵一曼为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激昂地唱起了她最喜爱的《红旗歌》。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慨感动得流下热泪,胸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在小北门外刑场,赵一曼艰难地移动脚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阵杂乱的枪声和激昂的口号声中,杰出的爱国者赵一曼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以31岁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后人照亮了前进的征程。她用自己的壮烈行动,最终实践了她在《滨江述怀》一诗中表达抒发的壮志豪情: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党和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者、抗日民族女英雄,把哈尔滨市南岗区她生前活动过的一条主要街道改名为一曼街。在街心花园里耸立着赵一曼塑像,著名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了赵一曼的事迹。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委员长为赵一曼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赋写了赞颂烈士光辉业绩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江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栽漾东风。

(温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