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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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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人镜,字茂年,化名李复我、王凯,1906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丁家集魏家湾。其祖辈为农,父魏敦五是清末秀才,早年教书,后以行医为生。魏人镜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幼年聪颖,2岁时即能随父认字,且识字逾百。3岁时就随二哥入学发蒙读书,故有“神童”之称。

魏人镜先后在魏家祠、何家畈、南河渡、彭新集等地私塾或小学读书,1921年毕业于汉阳县彭氏高等小学。他不仅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且音乐、雕刻、书画样样出众。

其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在外国侵略者的船坚利炮面前无法抵御,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魏人镜的父亲魏敦五时常给子侄们讲述国事政治,并教导他们:“你们长大了,都去打洋人!”这在魏人镜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当时,他的大哥魏玉泉在丁家集开办邮政代办所,为他阅读各种进步书刊,了解国内外形势提供了方便。

1915年,魏人镜听到北洋军阀袁世凯图谋帝制,勾结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丑行,不禁切齿痛恨。他自己编写了一首歌,词曰:“……到今朝,趁我国势飘摇,又提出不平等二十一条,为奴为仆眼前到,这国耻,几时消?”找人谱上曲子,他就教小伙伴们传唱。他还替别人在白纸扇上题诗作画,揭露讽刺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使得村妇幼儿都知道二十一条是卖国的条约。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魏人镜在南河高小读书的1920年,受到进步教师何静生的教育和影响。这位五四运动时曾在武汉参加示威游行的何老师和其他进步教师一道在学校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痛斥列强瓜分中国,军阀卖国的丑恶罪行。这时期的魏人镜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

魏人镜在私塾小学读书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如对当时的社会不平,他写道:“富则豪,贫则馁,尊富而抑贫岂亦宜乎?”“非谄媚不能富,非阿谀不能贵,吾虽至乞丐,终不为也。”面对当时列强横行中国的现状,他义愤填膺,挥毫写道:“当此之时,海外列强,垂涎中国,日本以区区三岛之国,吸我血,搜我利。横贪暴戾之督军然于上,愚氓蚩蚩于下,学生虽有报国之心,无时不受束缚压制。”他从小立志要掌握“富国强兵之术,”“致中华于富强”。

1922年,魏人镜因家贫曾辍学归家。开始在家协助父亲经营药店,他在苦闷彷徨中写下《读书难》、《别书俚歌》等文章抒发胸臆。后来又写了一篇《自述》,记录自己16年来的经历以及每年的国家大事,探讨得失,批评时政,借以使自己振作起来。

1923年初,魏人镜得到恩师吴荩臣和大哥的资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夙愿得遂,学习更加刻苦勤奋,成绩在班上出类拔萃。他与同乡好友、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平章、李良材、何定仁等志同道合,经常聚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认为匡时救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策群力,方能取得成功。为便于开展活动,他们成立了学术结盟社,由魏人镜草拟了盟章引言,阐述了“赖群众之功”,“联团体于世界”的重要性。

当时董必武正在一师兼任国文教员,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学术结盟社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魏人镜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概要》、《中国新青年》等。他一边潜心学习,一边写下了大量感时忧民的诗篇和时评,充分表明了一个爱国志士忧国忧民、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魏人镜受到董必武老师的器重和启发教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惊喜地像在黑暗中见到指路明灯一样,埋在心中的爱国民主思想变成了阶级革命思想。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观察世界,剖析时弊,并积极热情地投身到革命实践中,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魏人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经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魏人镜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使命。他与王平章、刘子谷等革命同志一道,在汉川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宣讲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抵制仇货的道理,并参加了驱逐汉川县教育局长程鸿藻等斗争,组织革命团体,积极响应和支援全国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1926年1月,中共汉川县委成立,魏人镜担任了汉川县委委员。一个月后,他根据党的安排离开一师,前往汉川全人小学教书,任中共汉川特支宣传委员兼共青团汉川特支书记。魏人镜等人的革命活动令反动阶级坐立不安,他们和反动当局串通一气,带人查抄了全人、济人两校,还贴出告示,公然通缉魏人镜等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魏人镜只好暂时离开了汉川。

8月,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魏人镜、陈定一、袁溥之等在陈潭秋的领导下进行武昌城内的内应工作,准备迎接北伐军。9月初,北伐军相继攻占汉阳、汉口,并包围了武昌城。城内的北洋军阀刘玉春、陈嘉谟不甘心失败,率数万敌军,紧闭武昌城门,负隅顽抗两军对垒,一时攻城不下,凶暴的敌人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在城内大肆抢掠财物,屠杀革命者。住在花园山坡附近的双柏庙街的魏人镜也没有逃过敌人的搜查,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被搜查达5次之多,财物也被洗劫一空。他在后来写的家信中记述了当时粮食缺乏,险恶万分的情景:“乃入市采买长命菜和少许之高梁羹。日食半饱以度日,不数日长命菜亦罄。忽暗的军队中买得蚕豆少许,日食半盏以度命。不数日,又罄。于是争相购买糠粑、霉饼而食之。”“杀戮、逮捕,驱逐,监禁,日有所闻,其枉死者不知若干人矣。”尽管面对如此艰险,魏人镜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暇则相与讨论读书,“虽处患难之境,俨如家人欢,”他认为“不遇艰难险阻,不足以坚心志。人生历一次艰难,便多得一度经验。”他同战友们在陈潭秋带领下,在险恶的环境里与敌斗争了40多天,他们一面组织群众寻找代食品,一面进行革命宣传,策动敌军起义。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魏人镜等发动群众,在城内搅乱敌人,里应外合终使敌军溃败,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昌城。

第二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魏人镜任省委组织部秘书。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暴露,革命形势变得万分危急。中共湖北省委采取应急撤离措施,魏人镜作为未公开身份的党员留在武汉,投入更为艰苦复杂的斗争。

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开始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武汉一片血雨腥风,10月,他受省委调遣到武昌市委工作,领导了对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斗争。11月,黄麻起义取得胜利,魏人镜受遣前往黄安(今红安)传达指示,将黄安、麻城两支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了湖北省最早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式人民军队。

1928年1月,魏人镜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市委(旋即改为武昌特别县委)书记。时值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在湖北开展大“清乡”,武汉形势变得更加险恶。2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团湖北省委在汉口四益里裕泰栈召开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裕泰栈被反动军警包围。会场上大部分同志来不及转移,被捕遇难。化装成文具店员的魏人镜机警地由厨房转入隔壁,幸得脱险。在省、县委等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魏人镜只身挑起了领导革命的重担。他将县委机关设在远离武昌城20多公里远的豹子,为寻找组织线索时常不顾危险到城内活动。有时城内敌人戒严,就被围在城里,因此他时常到挚友张忠文处借宿。张曾好意劝魏人镜离开武汉,躲躲风头,他总是淡淡地笑道:“有那么多事要做,我走不开啊!”

3月上旬,豹子地区发生春荒。魏人镜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与地主的斗争,强行开仓放粮。武汉警备司令部侦知情况后,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豹子。在指挥县委机关转移时,魏人镜和一名交通员被捕。由于交通员叛变,魏人镜的身份被暴露。凶恶的敌人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软硬兼施,甚至连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余廷襄都亲自出马审讯。魏人镜始终威武不屈。

3月17日,魏人镜英勇就义在武昌武胜门外,时年22岁。

亲人们在掩埋烈士遗体时,从他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四句话:

夜台犹有钢筋骨,

地下更加奋斗争。

寄语党中诸勇士,

砍头枪毙莫灰心!

远在莫斯科学习的董必武得知魏人镜牺牲的噩耗,给魏人镜家人用隐语写了一封信:“家乡情况,余全知悉,如谓人尽其才,卓越可嘉,忠毅可贵,不幸二竖为患,夭折可惜,家中损失大为可叹,勿过于伤痛,以家务为重。葳”。(按:“谓人尽”即魏人镜;“二竖”指胡宗铎、陶钧;葳,是董用威三字缩写,即董必武。)

1949年10月13日,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在烈士遗像前题词:“魏人镜同志精神不死”,颂扬了英雄的不朽精神。今天,在烈士的故乡,魏人镜的革命事迹不仅载入史册,更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谢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