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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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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后来被徐州外国基督教会办的教养院收养长大,又上了半工半读的教会中学。帝国主义分子满以为通过抚养教育,可以培养出一群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教徒,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然而,吴可的成长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在所谓的教养院里,吴可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在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亲身受到这些“慈善家”们许多难以言状的虐待,因而内心里蕴积着莫大的愤慨和反抗。辛亥革命后,光复军途经徐州,将教会中的孤儿带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授意南京政府内政部设立孤儿院收养。从此,吴可在这里读书,直到中学毕业。

五四运动前夕,在友人资助下,吴可专程赴北京,以官费考入中国大学。在这里,他一面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面走入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当时,已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经常在《晨报》、《新青年》以及《每周评论》上发表抨击时弊、提倡改革的文章,使吴可从中开阔了视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对外称为俄文补习班),吴可是小组较早的参加者,所以同李大钊的关系十分密切。1920年2月,宿县学生王香圃(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纪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常委)到北京,就是由吴可介绍面见李大钊并汇报宿县学生运动情况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吴可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多次组织以反对封建教育为目标的学潮,配合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吴可还联络宿县在北京各高等院校读书的学生,组织成立安徽宿县旅京同乡会,每逢星期天或晚上,在北京凤阳会馆学习共产主义理论。1923年暑假,他回到宿县,联络在外地求学的暑假回乡青年学生,组成宿县旅外同乡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宿县一带影响很大。后来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

1924年秋,香山枫叶正红。吴可受党组织委派,来到香山脚下的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设立于1919年,由下野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督办并自任院长。在院的600多名男女儿童,他们外无亲友送来的欢愉,内有封建教育的桎梏,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慈幼院只要求孩子们具有谋生的技能,至于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个人的理想和前途,都不容过问,更谈不到让孩子们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吴可到这里的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宣传革命,启发他们的觉醒,让他们从冷酷阴森的封建樊笼走向震撼世界的战斗天地。

香山慈幼院附设的男子中学,有吴可在南京孤儿院的三位同学。首先接待他的是那三位同学的班长胡健(曾任丹东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由于吴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其他一些同学围上来听吴可讲话。虽然当时他们对吴可所讲述的革命道理还不甚理解,但总觉得他知识渊博,见闻丰富,谈吐风趣,吸引力强,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从此以后,吴可成了慈幼院的常客。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同学们中间,耐心地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到1926年暑假,吴可在这所中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当胡健得知吴可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吴可亲切而郑重地对他说:“你要做革命工作吗?可以的,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同年秋,胡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吴可便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开始在吴可领导下从事青运工作和工运工作。后来胡健在谈到吴可时说:“我们慈幼院能有一大批同学加入共产党,参加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行列中,岂非吴可同志的启迪引导之功么!”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勾结起来,到处搜捕革命者,李大钊、吴可等主要领导均在通缉之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吴可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由于吴可坚持不懈的努力,先后在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在北京农学院、法政学院、中国大学及电话总局、财政部印刷厂等处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在李大钊的倡议下,他还来到北京郊区卢沟桥一带,建立开展农民运动的宣传据点。

1926年3月底,为了暂避军阀当局的监视和搜捕,李大钊和吴可以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但是,公使馆门前仍有伪装成拉洋车工人的敌侦探,一见有人从公使馆出来,就跟踪而上。在险恶环境的,中共北方区委仍然通过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