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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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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化名王伦,1895年出生在安徽省巢县油坊郑村一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家境贫困,生活艰难,父亲看他有志气,聪明好学,便节衣缩食,送他进私塾读书,还经常用一些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鞭策他用功上进,以求摆脱困境,光耀门庭。后来,李慰农考入县立高等小学。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李慰农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立志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他考入中学后,学习更加勤奋,成绩优秀,被师生们誉为“高才生”和“有志之人”。中学毕业后,他回家担任小学教师;后来他又考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立志攻读农业科学,实现自己的抱负,并改名李慰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慰农逐渐接受了一些革命理论,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随后,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波及芜湖,他积极组织学界罢课,抵制日货,并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宣传罢工罢市,反对军阀政权的投降媚外政策,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他很快成了学界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努力下,芜湖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芜湖,李慰农决心要和进步青年们一起去寻求革命真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于同年12月以优异成绩被安徽“华法教育会”录取,和蔡和森等50余人由上海乘船去法国。

1920年2月初,李慰农和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到达巴黎,不久,在一家制鞋刷的工厂找到工作。他看到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失业,流浪街头,资本主义制度的阴影笼罩着法兰西这个“文明”国家。他联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更加坚定了献身革命、改造国家的决心。在每天8小时紧张劳动之余,他不但努力补习法语,还自学了德语和俄语,以便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

在李慰农等刚刚到巴黎时,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并联络安徽省的同志参加了该会。1920年8月,该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立了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社员发展到30多人,“工学世界社”除组织社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还成立了“工学世界通讯社”,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李慰农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而且成为“台柱”之一。

1921年春,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又开始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李慰农和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18人,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慰农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旅欧支部,选举周恩来为书记,李慰农为总支部的成员。李慰农还参加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并运用通信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最精确的科学,不是容易懂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便应当将这种基本观念弄清楚,方略(要)明了,制度(要)再熟悉。最重要的就是根本观念——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等,然后才能固定他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经千辛万苦,不致中途变节。”同时,他还对中国各阶级做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农民给予了充分的估价。他确认工人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并指出,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之一,组织农民要从组织农会和教育农民入手;“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做到工会农会联成一气,如此则革命根基方建筑得稳固”。他的精辟见解,引起了留法同志们的注意。因此,他被大家誉为“农民博士”。

李慰农积极拥护党中央关于旅欧支部同旅欧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并支持周恩来协助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的筹建工作。他说:“共产革命之先,还有扶助民主革命的必要,因为他是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革命,可以号召全国人民,可以合力打倒军阀,可以合力图谋独立。”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陆续回国,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李慰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于1923年底从法国转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24年参加了中共旅莫支部活动。

1925年,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国,被分配到山东工作。他到达济南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后,第一件事是应同志们的要求,在华家井开讲政治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以及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受大家的欢迎。

当时,军阀张宗昌盘踞山东,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致使山东党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派李慰农去青岛。他到青岛后,立即参加了全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被派往工厂集中、工人众多的四方,去整顿和发展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他首先深入了解四方村的历史背景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在四方机厂西公司建立了四方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他明确了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度和保密制度,并对工会工作进行了整顿。

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李慰农领导四方支部继续举办原有的四方村夜校,并帮助水道局工人在“同乐会”的基础上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教育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不懈斗争。

在李慰农领导下四方党支部,成为四方工人的战斗的指挥部,也是青岛工人运动的一个坚强堡垒。

1925年4月,四方大康纱厂工人,因不甘心忍受日本资本家的压榨,秘密仿效四方机厂的办法组织了工会开展斗争。不料,会员名册被反动军警搜去,日本资本家擅自逮捕、拷打工人代表,开除工会发起人等,敌人气焰异常嚣张。李慰农一面让该厂党员组织工人准备罢工,一面请示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邓恩铭,取得了同意和支持。4月19日,大康纱厂工会执行委员会宣布罢工,散发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血书》,并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对工人一律平等等16条要求。日本资本家不仅拒绝工人的要求,还勾结青岛反动当局,调动大批军警包围工人宿舍,断绝工人伙食。于是,李慰农派党员去联络四方的内外棉、隆兴、沧口的钟渊、富士等纺织厂和东镇铃木丝厂的工人接连举行罢工,予以支援。到29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18万人。

青岛的工人、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群起支援。很快,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青岛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联合会还发表宣言:“如果厂方不承认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举行同情罢工。”大康日本资本家迫于这强大声势和压力,于5月9日与工人代表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历时22天的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联合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以李慰农为主组织领导的这次青岛纱厂大罢工,使国内外大为震动。1925年5月中旬,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刚一结束,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特地到青岛视察。刘少奇指示说:“青岛这次罢工斗争搞得很好,你们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你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只疯狗。大家想想看敌人能就此甘休吗?必须估计到他们可能再次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准确地认清时局。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刘少奇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和工人,也提高了大家对敌斗争的警惕性。

刘少奇的预见是正确的。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胜利后,日本政府驻京公使、驻青岛领事发出通牒,训令取缔工会。青岛警察厅长陈韬即于5月25日,率领日本人指挥的数百名警察保安队,包围了四方各工厂工会,将工会牌子强行摘去。李慰农立即召集各厂党组织和工会紧急会议,发动大康、内外棉、隆兴各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以示抗议。29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奉系军阀政府胶澳督办温树德,调动了大批海军陆战队,协同警察保安队以武力驱逐工人出厂。工人积极反抗,反动军警竟对罢工工人进行屠杀,残暴的日本人也在楼上向工人开枪。结果,工人被枪杀8人,重伤17人,轻伤者无数,被捕75人,被押解回原籍失业者3000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

青岛惨案发生后,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李慰农立即组织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后援会”,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在青岛、济南、张店、坊子、高密等地,揭露青岛惨案的事实真相,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罪行,并发动募捐,慰问罢工的阶级弟兄。这时,李慰农把惨案的经过通过信件向刘少奇进行了汇报。不久,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损款200元,北京学生的捐款2000元,救济了失业工人。

是年6月5日,李慰农又组织四方机厂1800多名工人游行示威,冲破军警的封锁走上大街,一路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有许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也自动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

大康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制定了许多厂规,限制工人的自由,并无故寻衅打骂工人。工人们在李慰农的组织领导下,于7月23日夜举行了第三次罢工斗争。次日,内外棉、隆兴两厂的工人也再次举行罢工支援。3个厂的工人发表联合声明,怒斥日本资本家的残暴,并提出了10条要求。

1925年7月26日晚,李慰农在去小鲍岛召开秘密会议返回时,不幸被逮捕。敌人动用酷刑,百般折磨,他始终威武不屈。7月29日深夜,李慰农在青岛团岛海滨的沙滩上英勇就义,同时殉难的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胡信之先生。

8月初,李慰农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宣布临时休会,全体起立向李慰农致哀。会上还决定宣传李慰农的事迹。中共北方区委曾秘密召开追悼大会,表彰李慰农对革命的贡献。不久,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了《革命战士集》,为他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