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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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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又名何寄元、何景亮、何今亮、何晋亮、何金亮、何松林、宋林、孔伯生,1901年4月17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檀溪乡泉坂村一户书香家庭。他的父亲何松寿是农村教师,母亲袁宝英系农村妇女,兄何纪裳在家务农。弟何纪周后来在他的影响下也投身革命,于1938年牺牲。

汪寿华自幼聪明好学。8岁入本村阳和小学读书。12岁入枫桥大东高等小学读书,爱好体育和书法。1917年秋,因父、兄过世,家境更加贫困,考入了免收学杂费并供给半膳的浙江省立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并十分注意自我修养。他来自农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和关切。有一年,他回乡度假,那时农村缺医少药,有几个人合伙开了一爿“大地春”中药铺,他去祝贺,送上一副对联:“小百姓生病,大地春救命”,乡亲们看了都拍手叫好。他还写了一篇《贫家过年有感》的读书笔记,记述贫苦农民在除夕夜大雨雪中到处奔走借贷,弄得父子东西、夫妻分离的悲惨遭遇。最后发出了这是谁的罪过的责问,表达了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强烈不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杭州后,3000多名学生集会游行,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汪寿华积极参加了游行,并在途中向群众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和军阀政府的腐朽无能。从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景亮”改为“今亮”,表示从今天起,自己的心才真正明亮起来。这一年的夏天,浙江省议会的一些议员克扣了筹建浙江大学的经费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公费为自己加薪。当这一议案在议会讨论时,遭到旁听席上一批学生的反对。他们对议员们这种损公肥私的无耻行为十分愤慨。汪寿华和其他同学一起冲进会场,惩罚了这批议员,终于使这一议案未获通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汪寿华认真阅读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0年初寒假回乡时,他向农民宣传俄国苏维埃革命,说:“共产主义之风传到中国以后,过不了几年,情势就会大变,将来田都要分给农民”,向农民宣传了朴素的革命道理。

1920年6月,汪寿华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两个月后,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4月,和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先后赴苏俄学习,到达海参崴后,因苏俄国内白匪军作乱,交通中断,无法去莫斯科,就在西伯利亚的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华工中工作。1923年,他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曾代表远东职工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反帝同盟东方局会议。1924年,他又当选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在当地举办五一俱乐部,供华工休息娱乐,还帮助办理汇款。参加俱乐部的有5万人之众。同年,他又在远东组织中国矿工工会,开办补习学校,帮助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在苏期间,汪寿华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的工运工作干部。

1925年,汪寿华奉召回国。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在李立三、刘少奇被迫离沪,刘华牺牲后,他自告奋勇挑起了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任。在党内,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区委主席团成员(即常委)、区委工农部主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五卅运动后,敌人几次查封总工会,到处搜捕他,都未成功。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即使发高烧也坚持工作,还经常顾不上吃饭,身体渐渐衰弱下去。他的妻子赵兰花劝他按时吃饭,不要太劳累。他说:“吃饭迟点不要紧,不能因吃饭而耽误工作。”赵兰花担心他的安全,他对妻子说:“不要害怕,即使我被害,望你靠做针线过活,好好照顾母亲。千万不要哭,哭了会使反动派得志,革命群众丧气。”他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6年5月30日是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此前,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数万名工人、学生举行多种纪念活动,打破了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的沉寂局面,并在6—9月间掀起了上海罢工高潮,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0万以上。汪寿华在五卅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斗争中,成为群众爱戴的上海工人领袖。

为了配合北伐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多次开会,决定组织有汪寿华等4人参加的军事特别委员会,并指定汪寿华为工人自卫团指挥处负责人之一。10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于10月24日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同时决定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汪寿华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码头、电车工人罢工并组建了工人武装特别纠察队,同时还与国民党在上海的头面人物以及商界人士联络,进行统战工作。但是,由于北伐军远在江西、福建;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失败;加上未充分发动群众,原定于10月24日凌晨发动的第一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

汪寿华和上海工人没有气馁,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浙江嘉兴,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发生动摇,工人和市民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根据党的指示,汪寿华立即主持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发动总罢工,他以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名义发布总罢工通告,指出:“经代表大会之决定,于本月19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明确提出:“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从而稳定了民族资本家的情绪。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4天,先后参加罢工的达36万人。一时间,工厂停工,电车停驶,轮船停开,邮局关门,商店打烊,往日繁华喧闹的市区、码头变得一片沉寂。22日晚,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各区工人纠察队袭击了反动军警;部分海军同情起义,炮击高昌庙兵工厂,起义一直进行到23日晚上。但是,由于蒋介石密令北伐军停止向上海进发,罢工时间拖得太长,敌人有了准备,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为了保存力量,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汪寿华根据党的安排于23日下令全市工人复工。

疯狂的敌人到处搜捕汪寿华,汪寿华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也练就了一套不凡的化装术,一会儿他打扮成商人,一会儿又变成了学生,使反动军警到处扑空。有一次,汪寿华正在主持召开工会干部会议,突然发现窗外有两名巡捕走来,他一边把这一情况告知与会者,要大家保持镇静,一边把自己的头发弄乱,与到会者坐在一起,巡捕进门后没有发现他,即留下一人监视会场,另一人去报告巡捕房增派巡捕。可是当大批巡捕赶来时,汪寿华早在大家掩护下,翻窗脱险了。就这样,凭着他的机警灵活和群众的掩护,一次又一次的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总结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有汪寿华和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委决定组织一支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和500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周恩来负责这方面的军事准备工作。汪寿华负责上海总工会及中共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和帮会领袖人物的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他和青帮领袖、大流氓杜月笙来往较多。杜月笙甚至对他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汪寿华将与各方面联络得来的政治、军事情报随时报告中央和区委,这对武装起义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各方面的紧张工作,起义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3月20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新龙华,徐家汇已能听到炮声。当时杭州、苏州已先后被北伐军占领,军阀部队已无退路,士气大落。特委看准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立即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1日清晨,汪寿华代表上海总工会下令当天中午12时,全市总同盟罢工。一声令下,全市罢工人数达80万人。按照特委的部署,罢工1小时后,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上海7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起义开始时,汪寿华曾派人去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配合行动,同时向军阀发动进攻,与工人起义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以便一举歼灭敌人。但是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妄图借军阀之手来消灭工人武装。汪寿华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地说:“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整个起义期间,他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全面指挥战斗,把眼都熬红了。工人纠察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终于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地区,震动全国及世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远在莫斯科的苏联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走上街头发出欢呼。起义胜利后,白崇禧的部队才急匆匆进驻上海,坐享其成,来抢夺胜利果实。

起义胜利的当天,在南市举行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汪寿华和罗亦农、侯绍裘等共产党员当选为市政府委员。在次日召开的市政府会议上,经汪寿华说明,决定接受总工会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提出的22条政治经济总要求,使工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在起义胜利的日子里,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汪寿华的工作也更加紧张和繁忙。他一方面下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一方面通告全市工人于24日一律复工。但是,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故意挑起事端,阻挠工人复工,并无理拘捕工人。汪寿华获悉后,立即向英、法租界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他们立即释放被捕工人,让工人复工,并限时答复,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进行总同盟罢工。帝国主义见总工会态度坚决,害怕再次发生总罢工,不得不答应总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并被迫改善了工人待遇。这一斗争的胜利使全市工人兴高采烈,从心底里更加拥护总工会,热爱工人领袖汪寿华。

24日,上海总工会迁至宽敞的湖州会馆办公,各行各业的工会和各校学生会纷纷派了代表前来祝贺和慰问。一时间总工会门前锣鼓喧天,爆竹阵阵,十分热闹。27日,汪寿华主持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汪寿华报告了起义经过,并提出了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工人武装自卫、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和整顿工会组织等17项任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大会选出40人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汪寿华被推为委员长。

在汪寿华和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市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到3月底,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工会达到502个,会员82万人。工人纠察队整编为14个大队,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多支。工人运动得到飞快发展,革命势力大大增强。

但是,正当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隐藏在革命阵营里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进行着肮脏的互相勾结,紧张地策划着反革命政变。

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次日,汪寿华去见他,向他报告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但不加赞扬,反而向汪寿华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听从军事当局指挥。汪寿华迷惘了。随之,社会上又流传起北伐军将缴工人纠察队的枪的说法,闹得纠察队人心惶惶。为了澄清事实,汪寿华派人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授旗典礼上,蒋还派人送来了“共同奋斗”的锦旗,继续麻痹工人。实际上,他在背后正一步步加大其反革命政变的步伐。

3月29日,正当5000多名代表集会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借口“军事时期”,要市政府“暂缓办公”。他另外指使一些党徒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人民的政权。

接连两天,蒋介石支持的流氓、兵痞、工贼组织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公开亮相,与上海总工会相对抗。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也在报上亮出招牌,并称已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恢复。此时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大流氓已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成为镇压上海工人和纠察队的急先锋。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一些地痞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诿罪于工人纠察队,混淆视听,败坏工人纠察队的名声,并到处散布谣言,说工人纠察队要单独冲租界等等。面对这种情况,汪寿华领导上海总工会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4月3日,上海各报刊出总工会紧急启事,提醒工人和市民警惕流氓的阴谋,并通知工人和纠察队要严守纪律,以免被敌人找到借口。4日,总工会开执委会,议决:“如发生解除工人武装的事情,则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5日,又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指出敌人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阴谋,希望市民协助制止。7日,召开上海工会代表大会,决议:倘有破坏或不利于纠察队的行动,全市工人决以全力制止。同一天,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启事和发出告工友书,声明对收回租界和维持治安两个问题和各界一致行动,决不会单独行动,用以戳穿反动派对纠察队的造谣中伤。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反动派有所收敛。

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发表了《联合宣言》。蒋介石见陈独秀步步退让,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时间,乌云遮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此危急关头,有些胆小鬼被敌人的嚣张气势吓昏了头。汪寿华的同乡、上海总工会的一名会计找到汪寿华对他说:“今亮,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发点财算啦!”汪寿华厉声问道:“你讲什么?”此人说:“我们拎几箱银洋走掉算啦!”汪寿华大怒,马上对他说:“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此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4月9日,大流氓杜月笙派人送来请帖,邀请汪寿华于11日晚赴宴。在当时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党组织开会讨论,决定是不是要去。有人主张不去,理由是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此去凶多吉少。也有人认为可以去,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但需小心谨慎,注意安全。还有人提出代他去见杜月笙,汪寿华没有同意。他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这次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宁愿牺牲一切。”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上决定派李泊之陪同前往。11日晚,汪寿华前往杜月笙住宅,他让李泊之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等他,如两小时不出来,即有意外。谁料,汪寿华进入杜宅后,即被打昏后装入麻袋,运至枫林桥活埋了!

次日凌晨,蒋介石指使黄金荣、杜月笙的“中华共进会”的一批流氓持枪向驻守在各处的工人纠察队挑衅进攻,然后由刚从军阀部队收编过来的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汪寿华被害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群众失声痛哭。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会议主持人在会上宣布了“本会委员长汪寿华也遭反动派杀害”的噩耗时,群众立即高呼“为委员长报仇!”同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包括“严缉暗杀本会委员长的凶手,为汪寿华报仇”的7项要求。

汪寿华牺牲后不久,由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编印的《牺牲》第一集发表了《汪寿华小传》,以资纪念。

上海工人一直没有忘记汪寿华。全国解放后,上海总工会和民政部门,特地派人把他的遗孀赵兰花接到上海居住,负责她的全部生活直至终生。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工人运动史料陈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都曾展出汪寿华的革命事迹。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参加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时,亲切慰问了汪寿华的遗孀赵兰花,并特别指出:“在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同志中,还有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同志。”

汪寿华虽然过早地牺牲了,但他却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郑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