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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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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字孟揆,又名梦、礼、典乐,1893年8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同乡。少年时代,杨殷就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十分尊崇;及长,就加入同盟会,担任联络秘密会社工作。他个子中等,身体健壮,性格豪爽,慷慨仗义,深得会党中人的赞誉。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他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杨殷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屡兴屡败,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由杨章浦、梁复然介绍,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党组织派他和冯菊坡、王寒烬三人到苏俄参观学习,使他进一步确立了为劳苦大众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入党后,杨殷变卖了祖上留下的房屋、地产及已故妻子留下的黄金首饰,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并辞去了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的工作,全身心投入革命。党组织根据他曾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和在工人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派他到广州去搞工人运动。

1923年秋冬,杨殷到广州石井兵工厂搞工运。杨殷到厂后,先从组织十人团入手,吸收工人积极分子以十人为一单位组织起来,逐步扩大,发展成立工人俱乐部。在斗争策略上,杨殷从捍卫工人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着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揭发反动厂长拖欠工人工资、横蛮压制工人、盗窃贪污等种种罪行。

铁路工人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杨殷曾先后被派去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做工运工作。在粤汉铁路,他运用十人团经验,通过同乡等关系,与工人交朋友,组织了“公余群理”社,培养和发展了李连、李甫等一批党员,成立了党支部。1925年3月,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杨殷被聘为顾问。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初,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大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派时任区委委员、区委监委书记的杨殷,与邓中夏、杨匏安、陈志文等赴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大罢工。

杨殷到香港后,召集在港从事工运的李连、李义保、梁桂华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发动香港大罢工的决定;同时立即印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五卅惨案告同胞书》,于6月5日正午,在香港各公共场所、街头、工厂、学校同时散发。一时整个港九地区传单像雪片似的纷纷扬扬飘散开来,使全港工人、市民了解了五卅惨案真相。

发动香港大罢工的关键是争取各帮会头目的支持。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是香港三大派之一的工团总工会交际部主任。他联络面广,在香港有一定影响。杨殷对他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争得他支持罢工。然后,由邓中夏、苏兆征以全国总工会代表名义,在车衣工会召集香港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开会,通过了罢工决议案,成立了罢工统一指挥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

经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等周密的筹划和中共香港党支部全体同志的紧张工作。6月19日,由五卅惨案引发的全国反帝大风暴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对英帝国主义打击最重的省港大罢工终于全面爆发。大批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回到广州。香港市面一落千丈,航运近乎停顿,商店大批倒闭,食品价格飞涨,银行存款断绝,整个经济陷于瘫痪。但是,机器工会在买办阶级的爪牙、黑社会势力的头目韩文惠的控制下,拒绝罢工,并扬言要逮捕“捣乱分子”。杨殷与邓中夏等研究后,派共产党员、工运骨干深入到船坞、电灯局、机器厂等机器工人集中的场所,个别串联,分头发动。同时,他利用各种关系,争取机器工会下属工团的头头支持罢工。经过多方努力,被认为工人运动死角的机器工会工人,不待机器工会下罢工令,纷纷自动罢工,返回广州。到7月初,实现了全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杨殷是其中“最主要的领导者之一”。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各工会负责人要提高警惕,准备应变。杨殷根据区委指示,着手整顿党的组织和工会,通知各铁路工人纠察队做好戒备。因此,当4月15日广东反动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派武装向铁路工人纠察队进攻时,遇到激烈抵抗。杨殷指令纠察队边打边撤,迅速分散转移。其中一部分北上武汉,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大部分则化整为零,回乡隐蔽。4月15日当天,杨殷机警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到了香港(时广东党的区委机关已迁至香港)。他不顾形势险恶,亲自接待和妥善安排脱险来香港的同志,听取他们对各处情况的汇报。当听到从汕头脱险来港的梁复然汇报粤东反动军警残酷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时,杨殷愤慨地说:“岂止粤东,全国都在闹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跟帝国主义通了气,回过头就来屠杀工农群众,手段真狠毒!”他沉痛而又坚定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会举刀,我也能磨刀!再不要空手谈革命了。这一回的教训是拿血写下来的!”表示了要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意向。

1927年八七会议后,杨殷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并出任省委军委主任、省委肃反委员会主席。他在澳门建立了领导机关,常往返于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向各地同志传达八七会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布置在港澳同志潜回广东,联络失散的同志,重新组织力量,做好武装反击的准备。

1927年11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杨殷负责总指挥部参谋团,为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他召集原工农赤卫队梁复然、吴勤、周侠生等干部,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决定,布置各路的战斗任务。他派交通李少堂等携带炸药和弹壳,去九江制造土炸弹;派黎胜打入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当“特别侦缉”,收集情报,发展局长小车司机陈添等为起义作内应。

广州起义原定12月13日举行。12月8日,起义军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侦破,并获悉敌张发奎准备从韶关调军南下,解除叶剑英的教导团武装,逮捕驱逐工农赤卫队,搜查封闭职工会。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敌人动手之前,于11日凌晨提前起义。随即由张太雷、杨殷、周文雍、聂荣臻和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分头传达,紧急部署。

10日清晨,笼罩在城市上空的薄雾还没有散去,杨殷在黄沙阶砖巷召开了西路起义军领导骨干会议。他介绍了当前形势,传送了省委关于提前于11日起义的决策。他嘱咐大家一定先要把情况摸清。“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摸清了敌人的底,还要摸摸自己的底”,要大家回去积极作好准备。

10日上午10点,起义指挥部在昂山市场一杂货铺的二楼召开了由各路指挥员参加的参谋团军事会议。会上,杨殷详尽地报告了参谋团掌握的情报。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宣布了总部的力量部署和教导团、工农赤卫军各联队的战斗任务。杨殷在会上还建议要加强政治攻势,学刘邦对付项羽的办法,把共青团员、劳动童子团、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仗一打响,在全市各地方唱《国际歌》和革命歌曲,叫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10日晚上8点,杨殷又在潭新街6号召开西路起义军各战斗联队的干部会议。张太雷也参加了会议。杨殷检查了大家的准备工作后,部署了当晚各路武装的进攻目标。对配合教导团攻打公安局的敢死队同志,杨殷叮嘱他们说:“你们正式打头阵,首当其冲呀!那里头有警察,(公安局)对面又有保安队。你们总共才百余支长短枪,加上手榴弹和一些木棍剑戟,要去对付这强大的敌人,得多动脑筋”。他还宣布了群众纪律,强调“老百姓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能动”。对于敌人捣乱的可能性,他也作了估计,提出“起义成功之后,我们要立即肃清反革命,防止敌人破坏”。

11日凌晨3点,宁静的广州市突然响起了三声炮响,夜空里升起三颗信号弹。随即,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冲向敌人各个据点。杨殷指挥敢死队协同教导团攻下公安局。又指挥西路军攻下广州通向西南方的咽喉重地石围磨火车站。11日晨,广州市区基本上已控制在起义军手里。起义军总指挥部迁入维新路原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并在那里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广州苏维埃委员,杨殷当选为肃反人民委员。

广州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暂时缓和了相互间的派系斗争,调兵遣将向广州进发。13日上午8点,敌从东关、西关、观音山(即今越秀山)、珠江南岸等地四面包围了广州市区。虽然起义军英勇奋战,浴血奋斗,一直坚持到下午3时,但终因寡不敌众,撤离广州。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和其他突围脱险的同志辗转到香港。192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杨殷重新当选为省委委员。6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长。回国后,杨殷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杨殷与中央军委委员彭湃、颜昌颐和军委干部邢士贞等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时,因叛徒白鑫的出卖,被公共租界武装巡捕和国民党公安局密探逮捕。

杨殷、彭湃等被捕后,设在公共租界的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草草审问后,判交国民党公安局引渡带回,关押在北门水仙庙侦缉队。

24日当晚,中共中央即获悉杨殷等被捕消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同中央特科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方法。鉴于杨殷等系叛徒告密被捕,身份已经暴露,用合法斗争方法营救,已不可能,因此会议决定调动中央特科全部力量,在敌人将杨殷等从侦缉队解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途中武装营救,并确定由陈赓亲自调度、指挥。

杨殷等引渡到侦缉队后,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迫使他们屈服,从中得到更多的党的核心机密,但遭到杨殷等严辞斥责,使敌人一无所获。

8月28日晨,中央特科获悉敌人将于当天把杨殷等人从水仙庙侦缉队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员一齐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截车营救。但因敌人戒备森严,运送武器的人迟到,营救没有成功。

杨殷等移解至龙华后,彭湃、杨殷自知敌人不会放他们。不日,当他们得知已无生还希望时,仍争取时间,积极向周围人员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道理。他们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的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至死不渝的高大形象。

临刑前夕,彭湃、杨殷又联名致信周恩来不要因他们牺牲而伤心,嘱咐中央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希望党内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表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党、一心为革命的崇高风范。

8月30日,蒋介石下令枪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被押出牢房时,杨殷等四人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走向刑场。

杨殷等在上海遇害后,中共中央发表悼文,号召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上海工会联合会印发传单,号召人们要永远纪念他们。9月14日,周恩来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的报告,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控诉了反动派屠杀革命领袖的血腥罪行,高度颂扬了四烈士的崇高革命品质。

为纪念烈士的革命精神,中央苏区曾设立杨殷县、红军也曾设彭杨军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