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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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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谱名遽轩,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

恽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最初他接触的是四书、五经,后来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用心研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他常常吟诵谭嗣同在狱中的七绝:“望门投止思能俭,忍气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自勉。辛亥革命爆发,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随着袁世凯的篡夺革命果实,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他对这场革命失望了。

1913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一班,1915年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1918年毕业。他在校学习的三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狂飙骤起的时代。这场声势浩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向正在追求真理的恽代英展示了一个新天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很喜欢看《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他还以《新青年》、《光华学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80余篇(译)文章,热情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主义。

恽代英不仅尽力鼓吹新思想,而且奋力投入到爱国的潮流中。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反日讨袁的爱国运动。恽代英积极响应,在武昌组织了救国学生军,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号召国民抵制日货。

要救国,必须组织进步社团。1917年10月8日,他和同学梁绍文、洗百言与校外的黄负生商议,决定成立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既是一个个人修养的团体,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团体,一年间,林育南、刘仁静等先后加入,发展到五组19人。互助社是武昌地区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恽代英担任中华大学教务主任近一年了,他以互助社为核心,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领导了武汉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5月7日,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而举行运动会。恽代英在会上散发了与林育南商印的《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他悲愤地呼喊:“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9日,恽代英受武汉学界委托,草拟了《武昌学生团宣言》。12日,中华大学等15所学校举行联合大会,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大会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致北洋政府、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并巴黎和会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电文,强烈要求争回山东主权。17日,在恽代英的指导下,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从此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6月1日、3日,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学联会的领导下,冲上街头举行爱国大游行。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湖北督军王占元凶相毕露,用刺刀对付学生的爱国行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事态的发展使恽代英认识到: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必须与社会各界联合。6月7日,他和施洋律师一起,筹商成立武汉各界联合会。他和黄负生巧妙地在白纸折扇上写上鼓动罢市的口号,在街上散发。6月10日,汉口的爱国商人首先举行罢市。与此同时,武汉工人阶级也鸣起罢工的汽笛。罢工、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爱国运动,学生再次举行罢课,三罢斗争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浪。

1920年2月,恽代英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设在武昌胡林翼路18号。书社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社友们把书社看成是“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服务社会共同生活的雏型”。书社是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阵地,它和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社、毛泽东的《文化书社》来往联系,经销各种进步书刊。

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停留了约四个月的时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7月,他曾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里,对暴力革命表示赞同,抛弃了他曾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921年7月16日至21日,他和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冈回龙山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在恽代英起草的文件中指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些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恽代英等共存社成员闻讯后,心潮激荡,分别加入了共产党。

1921年秋天,恽代英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陈氵育(字愚生,四川泸县人)的推荐,风尘仆仆来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务主任。1922年4月又担任校长。他先后聘请萧楚女、李求实、刘愿庵、穆济波等为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改革。他主张师生平等,组织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鲜明提出“择师运动”、“经济公开”,打破陈腐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泸县川南师范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四川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也遭到反动派的攻击。

1922年暑假,军阀赖心辉乘军阀杨森东下之机,攻占泸县,任用下属旅长张英(挺生)为川南道尹。张英和当地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摧残教育事业,将教育经费一概取消,并趁恽代英在上海为学校置办图书仪器的机会,造谣攻击恽代英“挟财远逃”,借此撤了恽代英的职,委任一位旧派人物为新校长。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是导火线,点燃了革命的火焰。9月1日,川南师范全校264名学生,发出《快邮代电》,谴责反动军阀镇压进步力量之罪行。

恽代英从上海回泸县后不久,张英竟无理将他扣押。张英这一火上添油的举动,使得激怒的师生们结队游行,日夜轮流到道尹署请愿,并多次发表宣言,谴责张英的罪行。重庆、川东、巴县、成都等地学校纷纷起来,声援川南学校学生的正义行动。泸县200多所学校也一致起来声援,一场“择师运动”波澜壮阔遍及全四川。

1923年1月,恽代英应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教务长王右木的邀请赴成都。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半年。他在四川期间,与王右木等组织了青年团成都地委(1922年10月15日成立),任团成都地委候补委员。5月5日,恽代英在西南公学举行的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初夏,恽代英接到邓中夏的信,离开成都去上海。他在四川虽然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巴山蜀水间发芽、开花、结果。郭沫若说:“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恽代英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会后恽代英到上海,与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

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该刊最早的编辑有邓中夏、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等,其中恽代英任职时间最长。他除了精心编辑外,还以代英、但一、FM等笔名发表了约200篇文章和通信,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称赞他是良师益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标志着国共首次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中国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恽代英是这一正确策略推动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积极参加上海国民党改组的领导工作。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为“国民党委员会”,恽代英和蔡和森等九人为其成员。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恽代英负责宣传。

1926年1月1日上午,针对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控制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恽代英作为中央特派筹备员,奉国民党中央命令,召开国民党上海市各区党部市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党部,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被选为执行委员。下午,恽代英、沈雁冰等五人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乘船赴穗,出席国民党二大。国民党二大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开除西山会议派成员邹鲁、谢持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恽代英为大会中共党团的干事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19日,他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痛斥国民党右派:“那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但究竟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那里懂得。很简单地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是反对军阀,一定是要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会后,恽代英留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主持团粤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5月,他奉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黄埔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书记(一说为干事,书记为熊雄)。当时, 国民党右派又纷纷麇集在新右派蒋介石的大纛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恽代英和周恩来等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恽代英留守广州,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大好形势下,他提醒人民:“我们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北伐时机摧残农工的行为,必须预防他们借一切小题目来进行他们多年梦想的破坏本党与CP合作的阴谋”。他还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是要联合国内被压迫各阶级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注意,‘被压迫’各阶级”,必须加强左派的势力,反对右派的势力。

1927年1月3日,恽代英回到武汉。他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筹建中央军校政治科的工作。2月12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命恽代英为本校政治总教官,主持校务日常工作。恽代英还是该校中共支部的负责人。他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十分重视,常请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等来校作报告。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武汉军校专设一个女生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在蓬蓬勃勃发展,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拉拢下,叛迹渐露。1927年初,他首先挑起了迁都之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掀起了“提高党权”运动,挫败了蒋介石的分裂活动。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参加了大会,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大会谴责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同时裁撤了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但是斗争没有停息。大会开幕这一天,武汉军校的反动分子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汉口民众乐园)制造了殴辱拘捕工人的反革命事件。事件发生后,恽代英当天夜晚赶回军校,进行调查处理。他下令立即将反动分子扣留查办,随即对军校进行整顿,清洗了100多名反动军官和学生,沉重打击了反动气焰。3月27日,为反对军事独裁,中央军校取消校长制(校长蒋介石),采取委员制,恽代英和谭延、邓演达为常委,实由恽代英负责。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迅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讨蒋运动。邓演达、宋庆龄、恽代英、毛泽东、吴玉章等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4月20日,恽代英领导中央军校学生以“学生讨蒋大会筹备处”名义发表了《武汉同志同胞公鉴》通电,指出党贼蒋介石“视党国为可欺,视民众为可侮,视同人等为己之工具。今者,结群小以踞东南,面见仇敌而抗中央”。通电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不容“丝毫之姑息”,“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

在讨蒋声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会上,他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形势更加恶化。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举起叛旗。5月17日,突然从宜昌回师,袭击防备空虚的武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蔡和森等的倡议,决定调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的部队担任反击主力。5月18日,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把农工及学生2000余人编为义勇队,赴前线参战。最后会议决定由武汉军校学生整编部队参加战斗。恽代英等立即将武汉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为独立师党代表(5月20日委任)、侯连瀛任师长,随叶挺部赴前线,很快将叛军击溃。

继夏斗寅叛变之后,汪精卫等加快了分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终于撕下了“左派”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公开叛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恽代英召开了武汉军校全体共产党员大会,讲明形势,嘱咐大家要听候党的安排,迎接新的战斗。一天清晨,武汉军校召开了师生大会。恽代英在会上说:“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1927年7月22日晚上9时许,恽代英离开武昌。次日下午,恽代英到九江后,即积极开展工作。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他和李立三、邓中夏等商议,并征得当时在庐山的瞿秋白同意,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树起革命的武装斗争大旗,回击反动派的进攻。临时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赶赴南昌,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7月2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赶到九江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恽代英、关向应、贺昌、夏曦等。张国焘借传达7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之机,企图阻止起义。会上大家都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恽代英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30日清晨,恽代英和张国焘一起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仍借国际来电,顽固坚持取消起义。他说: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能动。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可退出军队,到各地农村中去工作。他的发言遭到前敌委员们的反对。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起义不能拖延,更不可停止!恽代英气愤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张国焘十分孤立,迫于形势只得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夜空,一队队身穿灰色军装,颈系红色领巾的起义士兵冲上街头,向反动军队展开了猛攻。黎明时分,枪声停息。城楼上,起义部队的战旗光彩夺目,迎风飘扬,南昌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中。

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府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周恩来、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等25人组成,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八个部门,恽代英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财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施,南京、武汉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面对强敌,前委决定回师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北伐。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南征。

时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艰难地行进在赣南山区。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们不明行军意义,因而士气低落,不少人开了小差。行军仅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怎样才能鼓舞士气呢?”恽代英决定以身作则。本来组织上分给他一匹马骑,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骑。他光着头、赤着脚,穿一套粗布军装,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的表率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有的战士说:“既然代英同志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苦!”

9月下旬,起义军进到广东潮汕地区,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终因寡不敌众而受到重大损失。起义军被打散后,恽代英从海滨小镇甲子港乘船到达香港。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领导人也陆续抵港。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新省委仍由张太雷任书记,恽代英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省委《红旗》半周刊。会上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在广东举行暴动的形势,制定了“目前任务及暴动后工作大纲十数条”。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对广东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十一条提议。11月26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决定,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省委常委张太雷、周文雍、黄平组成,张太雷任总指挥。随即恽代英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当日,第一个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炮声中诞生了。恽代英担任新生政府的秘书长。

12日晚上,敌人援军不断涌来,从西、北和珠江南岸三面包围了广州。13日凌晨,广州北郊的屏障观音山失守,市区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起义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血战。形势越来越来严重,恽代英始终在总指挥部指挥。当时,有些同志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恽代英分析了当前形势后坚定地说:“挫折是不可免的,要经得起挫折,我们干它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他的话给这些同志增强了信心。14日凌晨3时,恽代英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了总指挥部,迎着晨曦踏上了新的征途。

恽代英撤退到香港,立即紧张地开展工作。他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疏散在港的同志,将他们安全地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骨干。同时,他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1928年2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由恽代英、沈宝国、吴毅等组织临时常委会,“应付日常工作”。1928年冬,恽代英奉令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曾担任组织部、宣传部秘书。

是时,党内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由于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他头脑逐渐膨胀起来,“左”倾思想开始发展。1930年2月,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和六届三中全会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分析了福建革命形势,确定了党在福建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工作方针。会议强调要发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会后,恽代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视察了闽西苏区,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生活”。通过视察,他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认识到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通过视察,他看清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对放弃农村根据地,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4月上旬,他返沪后,从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结果被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中央机关,调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到沪东区,任行委书记。

恽代英当时是国民党搜捕的对象,他既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非常近视,行动极不方便。5月6日下午,他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前等人,正遇上巡捕盘查。他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霖”,但巡捕见他“带眼镜,有水笔、手表及40元”,顿生疑心,随后又在附近搜得传单一包,遂将他押至巡捕房,以后以共产党嫌疑被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再移至龙华警备司令部。6月初,转押至漕河泾监狱。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机智斗争,敌人始终没认出他来,只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囚禁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因恽代英身份未暴露,营救的事情有些眉目,组织上已通知他准备出狱。可是就在这时,无耻的叛徒顾顺章将他出卖。蒋介石闻讯后,忙令国民党军政部军政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4月28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时,恽代英坚定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给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单人住的“智”字监。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气急败坏地下手令枪毙恽代英。

1931年4月29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箸望着过道。

“啊,代英!”难友们看到敌人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眼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从容,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敌人将恽代英押到狱中菜园角的井旁刑场。王震南亲自监刑。他嚎叫着要恽代英跪下,遭到严词拒绝。恽代英面对黑暗阴森的监狱,面对国民党士兵们,慷慨陈词,痛蒋介石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他那极具鼓动性的演说,使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扳不动枪机。执刑官无奈,只得又换了一个姓朱的看守来开枪。

恽代英临危不惧,扬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呯,呯 ……”敌人的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难友们痛哭失声。他们沉痛地低下头,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同志致哀。

“打倒国民党卖国贼!”

“代英同志精神不死!”

难友们抬起头,发出怒吼,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对派的法西斯暴行!

(田子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