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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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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震,幼名宜鹏,学名三阳,曾用名志白,原籍江西省九江,1895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孔垅镇。他的父亲杨学益随祖父经商,在黄梅县孔垅镇开了一间“杨茂盛”杂货店。母亲张氏生育7个儿女,杨嗣震排行第二。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的杨嗣震随家人笃信基督教。1908年,考入江西九江同文书院(今九江市第二中学前身),6年后升入附设于同文书院的南伟烈大学。1917年6月,他东渡日本留学前后,受革命思潮所熏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东渡日本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并附录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誓不还。埋骨岂为他乡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表达了他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杨嗣震到日本后,与彭湃、李春涛等中国留学生同读于早稻田大学。他们几个人有共同抱负,有共同的语言,且最初都笃信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提倡的“博爱”思想可以救国,因而热心于《圣经》的研究,期望从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妙药。1919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普遍传播,杨嗣震等人逐渐认识到基督教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于是转为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同年9月,他们加入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既对马克思学说很赞赏,又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杨嗣震受到振奋,认为俄国的革命经验值得学习。于是,他同彭湃、李春涛等留日同学,于1920年组织进步团体“赤心社”。“赤心”二字,表示一心学习俄国。这时,杨嗣震与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施存统同住在一起。中共“一大”以后,约于1921年8至9月间,由施存统介绍,杨嗣震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道路。

当时,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以教育唤起民族觉醒,是改造社会的最好途径。1922年,彭湃回国后,即大刀阔斧地改革教学内容,宣传新思想。不久,应已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的邀请,杨嗣震到海丰县立第一高小任教。

杨嗣震除在课堂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利用校会、朝会等各种场合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不少学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如颜汉章等,成为东江地区革命斗争领导骨干。杨嗣震到海丰只一个多月,就协助彭湃组织了海丰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盛大游行,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组织“五一”大游行活动,杨嗣震、李春涛及彭湃三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事先,他们利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学校里向师生宣传“五一”节的意义,共同谱写《五一节歌》,歌云:今日何日?“五一”劳动节,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劳动最神圣,社会主义时机熟。希望兄弟与姊妹,“劳动”二字应记牢。通过师生的传唱,在社会上宣传“五一”节意义,工人阶级的伟大,劳动的神圣。“五一”那天,他们一边组织学校师生在县城游行,一边向社会群众散发传单。游行中途遇雨,但没有一人离队避雨,彭湃、杨嗣震和学校师生唱着嘹亮的歌声继续游行。这次“五一”大游行,使学校师生接触了社会,得到了锻炼,也经历了一次政治活动的洗礼。彭湃、杨嗣震、李春涛几个人都为之感到兴奋、感到十分惬意。兴奋之余,几个人登上了彭湃家乡附近的龙山高处,禁不住引吭高唱《国际歌》,歌声嘹亮激越,吸引了不少村民好奇地观望。当时,彭湃专门写了小诗《这是帝王乡》,诗云:“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

在海丰的旧势力,对彭湃等人组织的“五一”大游行又恨又怕,他们向统治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告状,诬说彭湃等人要实行“共产共妻”,等等。不几天,彭湃被革去教育局长之职。不久,李春涛也离开海丰。杨嗣震本也打算离开,因学生挽留,才没有走。

“五一”大游行带来的风波,使杨嗣震认识到革命运动如没有民众参加是难以获得成功的。此后,他与彭湃经常深入农村,开展调查,访贫问苦,串连和发动贫苦农民起来组织农会。经过两个多月的发动,于1922年7月29日秘密成立了海丰县第一个农会组织——赤山“六人农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农会之一。至同年10月,赤山农会会员增至50人,继之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在不长时间内,海丰县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能够如此迅猛地发展起来,与杨嗣震的大力协助有直接关系。这从杨嗣震当时经常用“辟云”的化名写给团中央信中可见一斑,如在其中一封报告组织农会的信中,他写道:“我因见到农民是帮忙最重要的分子,所以当时我就催促彭湃兄办农会。”在另一封向团中央及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汇报海丰县农会活动情况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依县总农会的计划,明年或可提出减租问题,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久就爆发了!”杨嗣震在协助彭湃搞农民运动的同时,秘密组建海丰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中一些团员后来成了东江特委及汕头、潮安地区党的负责人。

海丰县土豪劣绅旧势力,将海丰农民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对彭湃、杨嗣震等人恨之入骨,扬言要打死农会的组织者和搞“赤化”的异乡人。对此,彭湃、杨嗣震并没有害怕退缩,而是改变了斗争策略,由锋芒毕露的公开斗争转为比较隐蔽的地下活动。

海丰县总农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穷苦农民群众的坚强靠山,政治上为他们做主,生活上为他们谋利益。1923年7月,强台风袭击海丰,灾情十分严重,海丰县总农会决定领导农会会员进行减租斗争。可是地方恶势力得知消息后,先下手为强,反动县长王作新勾结当地驻军,于8月16日(即旧历七月初五日)指派军警300多人突然包围县总农会,逮捕农会骨干25人,强令解散农会;四处张贴布告,通缉县总农会领导人彭湃。

彭湃被迫离开海丰,并为营救狱中农友而四处奔走。因处境艰难,杨嗣震于是年冬离开海丰,到上海找施存统请示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为了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杨嗣震于是年初偕妻陈淑娟回到潮州其妻母家。不久,他接受原同在日本留学学友王鼎新的聘请,到揭阳县榕江中学担任英文主任。此时榕江中学左、右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连开全校会议也是营垒分明地分坐两边。杨嗣震旗帜鲜明地支持学校中的左派组织“新学生社”,并指导他们开展活动,与县城进步组织店员工会加强联系,扩大左派力量。杨嗣震在海丰搞农运虽遭挫折,但他到榕中后,宣传马列,宣传革命仍矢志不移。除教学外,他还负责主编榕中校刊《榕声》,亲自撰稿,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少学生在他的教育熏陶下,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榕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许涤新回忆说:“我是从杨嗣震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和见到他的肖像的。从这时起,我开始阅读英文版《世界史》和《劳动政府与中国》等革命书籍。我的思想是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的,由原信仰三民主义转为信仰社会主义。”

是年冬,岭东新学生社散发了声讨驻潮汕军阀洪兆麟暴政统治的《宣言》。杨嗣震手头也有一份《宣言》,便让学生陈克抄一遍后署上名,刊登于《榕声》校刊上。这下子可惹了祸,地方当局立即出动军警到榕中抓“陈克”及其“后台”。幸得事先听到风声,他及时避开,才免遭毒手。

杨嗣震离开揭阳后,到广州找彭湃。当时彭湃已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经他推荐,杨嗣震在农民部担任英文翻译。

1925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杨嗣震随军出征,在东征军总政治主任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当科员。3月上旬,东征军抵达揭阳县城。县城进步群众团体店员工会及榕江中学新学生社等左派组织代表江明衿等拜会周恩来主任。代表当中一些是杨嗣震当年教过的学生,他们向周主任汇报揭阳全县革命力量的情况,并请周主任作指示。当周主任听到揭阳有组织的左派力量已近千人时,高兴地肯定说:“这就不错了!你们取得的成绩,同杨嗣震老师在这里开展工作是分不开的。”周主任还鼓励大家,要很好地做宣传工作,唤醒工人和农民。此后,杨嗣震被任命为陆丰县教育局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具有进步思想的彭湃的三哥彭汉垣出任海丰县长,他指示县教育局,聘请杨嗣震到海丰第一高小担任校长。当县教育局长无论社会地位或经济待遇,都比小学校长强,但杨嗣震以革命事业为重,加上海丰有工作基础,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因而他接受了聘请,于4月中旬辞去陆丰县教育局长职务,到海丰县工作。

杨嗣震到海丰后,教育界中有人故意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到任第二天,学生们纷纷向他反映某教员不学无术,某教员思想守旧,要求予以撤换。杨嗣震考虑到,上次他走后,一些学生曾为反对继任的顽劣校长闹了一年多的学潮,学业深受影响,眼下再撤换教员,势必再影响到学生们上课,因而决定维持原状。谁知那几个被学生揭短的教员,生怕被解聘,竟来个先下手为强,恶人先告状,煽动和串连其他教员,以全体教师集体辞职的名义相要胁,逼杨嗣震离开一高。为扩大事态,他们还于4月20日在《陆安日刊》上发表了《一高全体教职员离职宣言》,指控校长杨嗣震藐视教员,掠夺教员钟点,占用校具,阻碍校务进行。他们制造社会舆论这一着,确实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造成一些人对杨嗣震的误解。对此,杨嗣震胸有成竹,沉着应战。他利用夜晚时间执笔写了一份《为此次一高教员辞职而告海丰同胞》宣言,刊载21日在的《陆安日刊》上,有力地揭露了一些顽劣教员以串连要胁手段,在教育界混饭吃的事实,并指出,此举的实质与“反革命派之行为无异”。正当双方激烈论争之际,新上任的县教育局长陈魁亚不了解实情,袒护教员,竟呈文县署,建议撤去杨的校长职务。为此事,县长彭汉垣主持了有彭湃等10多人参加的国民党海丰县党部、县署联席会议。会议经过辩论,结论认为,新上任校长杨嗣震没有过错。并作出决定:教员诬陷校长,全体革职,并向学界作检讨;陈魁亚偏袒教员,办事无能,给予处分。

此事刚罢,一场风波又起。杨嗣震教学之余,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27日,他在《陆安日刊》上发表的《孙中山经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学说的异同,明确提出解决社会经济压迫问题只能靠马克思主张的革命手段,等等。这立即遭到当地旧势力的嘲笑和围攻,讥讽杨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以及杨文歪曲“社会问题的历史重心”云云,口气咄咄逼人。杨嗣震毫不示弱,用几个夜晚,写成了他的力作《社会主义之研究》一文,在《陆安日刊》上连续刊出,在批驳对方种种谬论的同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观,使对方偃旗收兵。杨嗣震所写的这篇力作,标志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不久,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发动反革命叛乱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杨嗣震遂随彭湃回广州。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开始,杨嗣震在东征军总政治部任组织科长。12月,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职英语教员。1926年初,离开潮州分校,到广州接受新的任务,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大显身手。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这之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已于5月出征。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的共产党员杨嗣震,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领导下,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他们沿着京汉线主战场由粤入湘,然后直抵武汉。他们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与当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密切联系,深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支援北伐,为部队提供粮食和役,充当向导等。

当北伐军先遣队越过衡阳后,杨嗣震与少数政工人员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深入到前线参与军事政治活动。8月下旬,北伐军连续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前锋于9月1日进逼武昌城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武昌集结重兵,准备孤注一掷与北伐军决战。从9月初开始,两军在城下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在攻城的日日夜夜,杨嗣震跟随邓演达,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督战,还带领总政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把忠胜门城外一带的工人组织起来,为部队构筑工事、运送伤员,有力地配合了攻城战斗。

10月上旬,敌城内守军第三师参谋长兼团长贺对廷携信出城,向北伐军接洽投降。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献城部队被改编为北伐军第一混成旅,贺对廷任旅长,杨嗣震为政治部主任。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出现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立的分裂局面。第一混成旅奉武汉政府的命令,会同第三十五师、第三十六师攻打驻扎于广济武穴、龙坪一带的敌四十四军叶开鑫部。是役,混成旅为先头部队。战斗打响后,三十五师、三十六师还未赶到,又加上天正下着雨,攻城受阻,贺对廷把部队撤下来。杨嗣震对贺对廷说,这一仗关系很大,一定要打好。现在应该鼓动士气,指挥部队再次攻城。就在此时,三十五师、三十六师适时赶到,合力进攻,敌军大败,退至安徽。

发生战斗的龙坪战场距杨嗣震的老家住地只有四五十公里。他已有近十年没有回家了。在戎马倥偬中,他利用战斗的空隙请假回家探望双亲。家中小住期间,他发动了镇上30多名青年参军。不久,杨嗣震升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驻军河南,旋又调回武汉继任总政治部秘书之职。

汪精卫集团追随蒋介石叛变后,宁汉分流,形势严峻。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进行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7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从武汉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之前,曾到杨嗣震的住处武昌候补街32号同杨密谈。随后,杨嗣震秘密离开武汉,到江西九江。

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广东。杨嗣震受党组织的派遣,秘密赶赴潮汕,联系李春涛等人,做好发动群众策应起义军南下的工作。但到汕头后,获悉李春涛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悲愤万分。于是,又潜回潮州城其妻母家,不料被工贼认出,报告国民党驻军陈泰运部。是夜,敌军包围了杨嗣震下榻的猴洞寓所,将他逮捕入狱。敌人软硬兼施,企图从杨嗣震口里得到共产党内部秘密。但杨嗣震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尚品德。

9月15日,南昌起义部队到达潮汕前夕,杨嗣震被敌人押赴刑场。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地喝令刽子手:“狗日的,开枪吧!”

林木葱茏的潮州西湖边飞鹅山掩埋着烈士的忠骸。杨嗣震实践了他早年抒发的豪情壮志:

埋骨岂为他乡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杨嗣震的妻子陈淑娟,原是小学教师,寄居母家潮州城,丈夫被害后,悲愤欲绝。23日南昌起义军占领潮州城之后,她到起义军驻地要求为夫报仇,并带领革命军战士前去捕捉刽子手,将其镇压,解了心头之恨。一个星期后,起义军撤离潮汕,陈淑娟被迫弃下5岁幼子杨江潮,只身逃往南洋。直至70年代,母子俩以照片在码头相认,结束了骨肉分离的生活。

(陈恩明黄学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