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英雄事迹 >> 正文

刘洪雄

字号:

刘洪雄,原名刘典,1907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腾家营子村一个农民家庭。刘洪雄一家靠祖父和父亲给别人赶大车维持生活。在那艰难不幸的日子里,祖父和父亲的腿都被车压断。一家老小生活的重担落在了一个四季无空闲的母亲身上。苦难的生活,在刘洪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刘洪雄,7岁上私塾,学习非常用功,后来又上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县高等小学校学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很快传到归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归绥各校学生,都举行罢课。此后,每逢5月,归绥各校的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查禁日货,纪念“五四”和“五七”国耻日。刘洪雄满腔怒火,积极参加归绥学界的爱国斗争。他还带领部分学生,把爱国运动推进到乡下,没收了姓孟的地主置办的日货。

由于家中生活困难,刘洪雄中途辍学好几次,直到1924年,他才读完高小。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他考入了可享受官费津贴的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一个秋风扫落叶的早晨,白塔车站笼罩在一片淡淡的薄雾之中。刘洪雄怀着一颗寻求真理的爱国之心,告别了养育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刘洪雄到了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是他在人生旅途上极为重要的一步。在这里,他有幸认识了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老师王瀛。

在王瀛的指导下,刘洪雄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经常和进步同学探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他决心投身革命,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解救劳苦大众。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取得了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

刘洪雄积极参加这一革命运动,并在这时,经王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之时,蒋介石突然在上海于4月12日凌晨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继“四一二”之后,太原城里,阎锡山也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时,刘洪雄离开太原,来到了北京。

当时,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在北平英勇就义,北平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刘洪雄来到北平李阁老胡同一号,找到地下党的联络员。经党组织安排,他深入门头沟煤矿,和工人吃住在一起,体验了“煤窑酷似阎王殿,生命单如一条线”的矿工生活,迅速了解到矿局总办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实况。他在矿工中传播革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他组织建立了矿工党支部,并领导了一次罢工斗争。这次斗争由于党的组织工作严密,考虑的细致周到,矿工们的斗争意志非常坚决,反动当局虽然出兵干涉,竟无可奈何。矿局总办害怕把事闹大,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由于共同的革命事业,刘洪雄和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王素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成为伴侣。婚后生活虽然清苦,但远大的革命理想,使他们工作和生活得那么充实、幸福。在革命艰难的岁月中,这一对恩爱夫妻,同甘共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岁月悠悠,在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后才与父母取得了联系。他父母一直为刘洪雄无职业,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如何维持而担忧。二位老人哪里知道,刘洪雄的职业就是革命!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结果。刘洪雄下定决心,向组织申请,离开爱人和孩子,带领门头沟矿的几个工人党员,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此时的王素芬带着两个孩子,仍留在北京李阁老胡同一号,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坚持为党做联络工作。

1932年春,刘洪雄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某师通讯大队长。这支令敌人日夜心惊胆战的义勇军共有3万多官兵,经常活动在海城,东至岫岩、凤城,南至营口、大石桥,西至台安、盘山,北至辽阳、辽中、辽南广大区域,严密控制着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山林村庄。这一年的年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讨伐辽南义勇军。阶级仇,民族恨,促使刘洪雄带领这支部队与敌人周旋。在武器缺乏,给养不足,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抓住时机,利用有利地形,炸火车、扒铁路、烧兵站,使敌人遭到重大伤亡。

1933年春,在一次战斗中,刘洪雄为了掩护战友,腿部负伤。组织决定,让他回乡进行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洪雄受伤的腿,基本治愈,组织上安排他赴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团长。他抱着“为民族生存而战,应民众要求而奋斗”的信念,根据革命的需要,又跟随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转战察哈尔草原,参加了收复康保、宝晶、沽源、多伦的战斗。在攻克多伦的五昼夜激战中,他带领全团士兵英勇拼杀,使敌军疲于奔命。在与敌人拼杀中,他几次负伤也不下火线,受到了吉鸿昌将军的嘉奖。

由于蒋介石对冯玉祥施加军事压力,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宣告解体。刘洪雄带领全团只剩下的百余人转战一个月之久,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子弹打光,口无食粮而被逼散。

刘洪雄又回到北平。他和久别的妻子素芬已经很久没有通信了,不知道她怎样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度日的。这时,他的心情十分焦急,眼看离李阁老胡同越来越近,可心里就越感到不安。当他迈进李阁老胡同一号时,一眼看到两扇油漆已脱落的大门有一扇倒在一旁,有一种不祥之兆的预感。他四处寻找,除了敞开的门窗和横七竖八破烂不堪的桌椅,哪里也没有素芬母子的身影。刘洪雄,心如刀绞,痛苦万分,深知在那恶劣的环境下,一时很难找到素芬和孩子。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1933年冬,刘洪雄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回到了养育他的腾家营村,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家乡的名言小学校长李致方先生聘请他担任名言小学教师。他和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杨植霖,王建功等一起,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在广大师生中播撒革命的火种。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大举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10月,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刘洪雄、杨植霖等共产党员不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奋起进行武装抗日。他们发动腾家营一带的蒙汉族农民20多人,以名言小学为据点,成立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缴获了一些土匪、国民党溃兵的枪支弹药,准备武装抗日。由于缺乏经验,被国民党溃兵冲散。但是,先锋队战旗没有倒,刘洪雄、杨植霖等共产党员仍然秘密活动在土默川一带。11月,刘洪雄、杨植霖按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紧急商量武装抗日事宜。他们潜入归绥城中,筹集经费,开展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当年底,他们又组织抗日武装,虽然再次受挫,可抗日救国的决心并未减退。

1938年4月,刘洪雄奉命派到晋西北,向一二○师首长汇报大青山地区的斗争情况,请求派人领导绥远敌占区的工作。当时,刘洪雄见到了贺龙和关向应。8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他随支队同返大青山。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党派刘洪雄秘密进入日军统治绥察地区的中心城市归绥,开展地下工作。他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期认识了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师长徐秉初和师参谋长魏赐泰,利用这个相识的关系,打入该部,巧妙的取得了旅长的合法身份。后来,他又打入日本宪兵队任参谋。他还设法把抗日骨干宁德青、郝登鸿分别安插在伪市政府教育股和伪协的安民救国军当中任职,加强了归绥地下党的力量。

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打开了局面。为了便于工作,刘洪雄和战友们在旧城三官庙街开设了“新兴永”杂货铺和焙子铺,作为联络点,安排彭光华做联络工作。后来,蒙疆道教会会长王信真和道士王从顺、王永茂都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把蒙疆道教会会址旧城财神庙作为活动据点。

1939年冬,中国共产党坚决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刘洪雄和战友们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发展进步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回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当时,归绥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刘洪雄是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老地下工作者的机敏、谨慎,全力以赴地投入救国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避开敌人耳目,救国会总部设在财神庙。他又以蒙疆道教会董事的名义主持救国会的工作。他和战友们通过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多种关系,在各界各阶层人士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秘密吸收会员。到1940年初,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已拥有会员200多人,下设铁路、工厂、学校三个支部。会员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职员,还有中上层爱国人士,如农会会长、商会会长、新华毛织厂经理、铁路工程师等。仅伪蒙疆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就有50多名进步学生和10多名教职员加入了救国会。

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救国会在归绥城内及郊区的联络点也发展到10多个,形成了一个地下抗日救国活动网,成为绥远敌占区抗日救国斗争的又一条战线。在发展救国会的同时,刘洪雄等领导人还特别注意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1940年初成立了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刘洪雄任组织部长。

在中共归绥工委的领导下,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十分起色。会员们秘密刻印宣传品,在各界各阶层人士中散发,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宣传八路军在大青山的武装斗争事迹,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还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筹集粮款,购买军需物资,支援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有时秘密集合,宣讲全国抗战形势。刘洪雄利用自己在伪协和安民救国军和日本宪兵队任职的有利条件,在搜集军事情报、购买枪枝弹药等军需物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他还和同志们积极选送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为后来开辟内蒙古地区的各方面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共归绥工委领导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和200多名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员的抗日活动,使日军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敌人派出大批军警宪兵,汉奸特务到处侦察,探寻我地下党组织和救国会成员。

1940年2月,中共归绥工委从巴彦塔拉盟学校选派了周服礼、何树声等六名进步学生赴延安学习。日军特务机关以此为线索,侦知归绥城内存在着抗日救亡团体。

于是,敌人成立了由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伪巴彦塔拉盟警务厅、伪厚和警察署组成的联合搜查本部。8月16日凌晨,联合搜查本部对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员进行了大搜捕。

8月20日,刘洪雄等救国会领导人才知道事态的发展,不幸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30余名学生被捕;敌人同时向赴延安学习的六名学生家长及亲属下了毒手;在被捕学生中有人叛变投降,我地下党员、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刘炜被捕……。

刘洪雄与宁德青冷静地分析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形势紧急,决定放弃部分联络点;宁德青迅速返回大青山向上级汇报情况;刘洪雄与彭光华负责通知地下党员和救国会会员转移,并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但是,时间已来不及。由于刘炜的叛变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我救国会总部及其他活动据点已全部暴露。王信真、王从顺、王永茂等大批会员被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刘洪雄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党的文件尚未转移。

8月23日晨,刘洪雄与彭光华假装入庙进香,正准备转移藏在财神庙里的文件时,被守候在庙里的特务逮捕。

刘洪雄被关押在旧城东顺城街日本宪兵队。敌人已从叛徒口中得知他是地下党和救国会领导人,于是,对他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刑讯,吊、打、灌凉水、插竹签、烙铁烫、狼狗咬、上电刑。他的腿被压断,手指被烧焦。但是,在那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他只字未泄漏党的机密。党外群众和党员同志们都敬佩这位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汉。

在敌人关押期间,他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咬破自己的中指,举起戴着镣铐的手,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名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对难友们说:“要有思想准备,像李大钊那样为革命不怕牺牲自己。我们很可能被敌人秘密处死,那我们就要做一个无名英雄。”

1940年9月上旬的一天。万恶的敌人又把刘洪雄提到刑讯室,几个刽子手扑上来,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用木棒向他的头部猛击……。

刘洪雄,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3岁。他的英雄形象,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在我们各族人民的心中。

(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