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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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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实,1915年出生于天津市蓟县门庄子一个教师家庭。父亲王秀冬,名竹岩(解放后任蓟县副县长),青年时代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自筹资金,腾出自家的五间房稍事修缮后改做教室,又置办了20多个桌凳,亲自任教,创办了“门庄子育英小学”。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走家串户述说不识字的苦处,动员全村家长送孩子免费上学,孩子们所用的课本、笔墨纸张等也统统包在他的身上。王秀冬在热心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勇于革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俗,崇尚“五四”新思想。在家庭,对儿女们注重忠厚家风教育;日常生活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他经常身着粗布衣裤,不吃特殊饭菜,坚持与妻儿同桌进餐,并常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古训教育儿女;要求他们牢记吃饭穿衣务求节俭,要时刻想到还有吃不上饭的人。父亲的言传身教,给幼小的王崇实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培养了他自幼吃苦耐劳、克己奉人、扶危济困、勤奋好学的优良好品质。

王崇实自幼聪明、活泼,很具有想象力,加之他白胖胖的脸,弯曲的头发,说话又总是面带笑容,很讨人们的喜爱。他十分喜欢和村里的穷孩子们在一起玩,时常和他们一起跑到离村很远的小河边去玩耍。每当傍晚太阳将要落山时,他们一场愉快的“捉迷藏”游戏常常在那里结束。但是,小伙伴们最讨厌地主的儿子“五白活”。因为他常来这里偷摘种菜老爷爷的黄瓜,更可恼的是他还时常破坏和暴露小伙伴们的“秘密”。大家商议要狠狠地整治他一下,但又苦于想不出一个很好的办法。王崇实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一天,他将种园子老爷爷的破皮袄和破草帽穿戴在身上,藏在黄瓜架下,专等“五白活”的到来。不久,“五白活”又跑来偷摘黄瓜,当他来到菜园刚要伸手偷摘黄瓜时,藏在黄瓜架边的王崇实见时机已到,嘟嘟一阵口哨响,隐藏在土丘边、大树后的小伙伴们蜂拥而出,当场抓住了这个小偷,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好吃懒做的“五白活”。从此,老爷爷种的黄瓜不再丢了,小伙伴们的“秘密”也不再被破坏、被泄露。种园子的老爷爷高兴地拍着崇实的头顶夸赞说,真是个好孩子。

王崇实自幼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尤喜文学书刊,如安徒生的童话、高尔基的小说以及当时国内进步作家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他都喜读不倦,并从中汲取了进步思想,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不仅功课好、书法好,而且颇具写作才能,从13岁时开始能临帖“文心雕龙”,笔锋刚劲有力,比同龄的学友不知要高出几筹。十四五岁时开始练习写作。先写童话,后又写小说和诗歌。由于他少年生活经历所限,写的童话、小说、诗歌等,多属于顽童故事或童话形式。从目前已知他的作品有《雕王的故事》、《麦田里的风波》、《一颗真的葡萄》、《一个乡下姑娘》、《在花园门外》、《转眼成人的孩子》及长诗《镜与炼》等。这些作品,开始在小一辈的弟妹中争着传阅,后来长一辈的人也纷纷传看起来。

《雕王的故事》是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了在百鸟中称霸的雕王,以它欺压弱小鸟雀的悲惨经历来集中鞭挞雕王的凶残本性。

《麦田里的风波》是用散文的形式描述了在黄昏时分的麦田里,一群穷苦人家的孩子们因生活所迫,在野外点燃火堆烧着从地里捡来的麦穗充饥。但就在这天夜里,穷孩子们的爸爸却被地主抓进了“保公所”的黑屋子里挨打受罚。是谁造的孽?为什么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麦子自己却吃不到?孩子们为了饱腹从地里捡起麦穗又错在哪里?在万恶的旧社会,具有这些穷孩子一样悲惨生活境遇的家庭又何止一家一户?天理何在?王崇实只不过是借以来诉说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鞭挞旧社会的腐朽与黑暗,也是他对当时世态愤懑心情的充分表露。

《一个乡下姑娘》是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着力描述了一位朴实、善良而又极富民族精神的乡下姑娘。当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向她的家乡,践踏她的家园,屠杀她的同胞时,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她义愤填膺。不愿忍受亡国奴的悲惨生活,毅然走出家门和表哥一起投身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洪流之中。在革命的队伍里,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目标而舍生忘死地工作。在游击队的后方医院里,被姑娘精心护理好的伤病员无计其数;在前线,表哥英勇杀敌,屡立战功。但不幸的是表哥终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是姑娘用自己的鲜血换回了表哥的生命,使表哥得以复生重返前线,再立战功。在庆功会上,兄妹两人双双坐在台上受到共同表彰。……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少年时代的王崇实同情劳苦群众,追求进步和光明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一个乡下姑娘》把青年人纯真无暇的美好感情与爱国主义思想精神融合一体,在当时起到了警醒世人,凝聚民心的作用。

王崇实同蓟县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子光是表亲,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和敬佩这个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以革命启蒙教育的表哥。王崇实每次见到他,总是拽着他的手要求讲故事。一次他要求表哥给他讲打土豪的故事,表哥突然严肃地问他:“打土豪,谁是土豪?”王崇实反问表哥说:“不是你经常说的那些有钱有势不干活,光压迫剥削穷人的地主豪绅吗?”表哥笑着问他说:“那么怎么打法呢?”王崇实接着回答说:“穷人们到他们家里去砸呗!”表哥又向王崇实说:“那些土豪劣绅背后有官府衙门撑腰,不让砸怎么办?”王崇实嗫嚅了,回答不上来了。表哥说:“那就先砸官府衙门!”王崇实又问表哥说:“谁敢去砸官府衙门呢?表哥用铿锵的语调回答说:“共产党!”“啥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给穷苦人找活路的人”。“那我也要当共产党!”王崇实眨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注视着表哥并紧紧地偎依在表哥的怀里。表哥也亲昵地抚摸着他的头笑着说:“等你长大以后再说吧!”就这样,表哥讲的一个个革命故事,如同春风化雨深深地沁入王崇实的心田,不断扎根生长。

中学时代的王崇实,正处在九一八事变之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并步步向关内推进,冀东和华北地区岌岌可危。当时正在北平师大附中上学的王崇实怒火中烧,立即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的行列,为此,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对此,王崇实毫不气馁,回到家乡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又为蓟县反动政府所不容,多次企图抓捕他。父亲王秀冬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正义行动,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通过亲朋关系,先让崇实投奔玉田县亲戚家,后又辗转把他送到唐山赵各庄煤矿中学上学。在这里,他一面上学,一面继续寻找党的关系,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他终于找到了唐山地下党组织,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刚刚18岁。

王崇实入党后,在学校里一面上学,一面更加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后被学校反动当局发觉,又被开除学籍。王崇实离开学校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林西、古冶一带矿区从事工运工作。当时因为没有正式职业,只好以拣煤核、作小工维持生活。由于他经常出入矿区,逐渐结识了不少的穷苦矿工,贫困潦倒的生活境遇使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崇实借此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同他们一起组织罢工斗争,一起遭受工头和日本人的毒打,很快使他们成为知心朋友。后来王崇实的生活范围逐渐扩大,足迹不仅遍及开滦五矿,并且还经常前往天津,在报馆、书店谋求一点工作,积极参加天津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

1936年,由于工作需要,党调他回蓟县开展工作。为节省路费,他坚持从天津徒步走回家乡。回到蓟县后,他先后在别山镇和朱华山等村镇学校当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在学校里,为了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他摒弃了原有的旧教材,经常编写一些适合少年心理特点的既有革命内容又有生动活泼形式的新教材,开展教学工作。下面是他当时编入教材的一首诗:

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的流年,

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欲打破一切的包围;

我是少年,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欲驾驶波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向着光明的所在,

进前!进前!

七七事变后,蓟县很快被日军侵占。为了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发展党的组织,王崇实从蓟县东部一区的门庄子、瓦岔庄开始,向西向南发展;在二区的朱华山、太平庄、沿河;六区的青池、别山;七区的下仓;五区的洇溜;四区的新集、段甲岭;三区的塔院,以及蓟县城内,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活动范围几乎遍及蓟县整个城乡。在此期间,为了发展和扩大抗日队伍,他还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表哥李子光一起,通过登门拜访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团结了一区民团团总秦化南、旧军人商香阁、三区民团团总王景轩等人接受党的领导,站到抗日方面来。后来这些人不仅成为蓟县抗日大暴动的重要领导骨干,有的并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此,王崇实成为蓟县人民熟知的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领导人。由于王崇实杰出的工作才能,1938年4月,蓟县县委在盘山千像寺召开的武装暴动筹备会议上,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中共蓟县县委书记,这一年他23岁,是蓟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1938年7月中旬,蓟县抗日武装大暴动开始。在王崇实领导下,卜荣久、王少奇、商香阁等人以城内简易师范学校、第一高小爱国师生及城南、城北抗日救国会会员为骨干,迅速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王崇实担任了该总队的政治主任。第五总队成立后,商香阁率一部赴四区、五区一带活动,王崇实率一部向一区、六区发展,在别山与下仓暴动队伍汇合,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第五总队军事委员会。在王崇实的统一领导下,暴动队伍迅速攻占了邦均、上仓、尤古庄、别山等集镇。7月31日,王崇实又率暴动队伍配合八路军四纵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蓟县县城,摧毁了敌伪县政权。

蓟县抗日大暴动胜利后,为支持友邻地区的武装暴动,8月16日,王崇实又率蓟县暴动队伍奔赴玉田,配合冀东抗日联军洪麟阁部攻克了玉田县城。在率部返蓟途中,于别山镇与日军石川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突围中,为争夺制高点,王崇实身先士卒,勇猛冲杀,吸引敌人的火力,被围困队伍终于突围而出,年轻的县委书记王崇实却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李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