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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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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涛,又名万铁民、万诗楷,化名王德,土家族,1904年诞生于四川省黔江县(今属重庆市),家境颇富。少年时入私塾读书。1920年进入县城高等小学堂。1923年7月,赴重庆求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重庆学联负责人张锡畴等积极参加学联、平民社的革命活动。1926年转赴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这年冬天,万涛受党的委派,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湖北贯彻八七会议决议,指导农运、农暴工作。后任鄂西特委委员。

1928年5月,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书记张计储等八人被害。敌人残酷“清乡”,各县党群组织损失更为惨重。由于失去了战斗指挥部,刚刚兴起的工农武装斗争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万涛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和周逸群等在宜昌建立了鄂西临时特委。不久,经中共湖北省批准,鄂西特委正式成立,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

万涛和周逸群认真总结了农民暴动失败的教训,制订了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恢复、整顿党和群众组织,坚持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正确措施。他们反复、深入地在党内外进行宣传教育,指出盲动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产生的根源,说明克服的必要性及其办法。同时,改组各县委,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

为了保护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鄂西特委决定党组织要保持秘密状态。万涛要求党员以“灰面孔”出现,用各种社会职业作掩护,深入群众,并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地下斗争。他还提出,党的会议和活动,应在郊区、农村或夜间进行。各组织间要用单线或暗号联系。“红面孔”(暴露身分)的人,要转移到另外地区工作,以防敌人破坏。他和周逸群一再提醒大家,鄂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的掩护,则非常危险。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做好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和发展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当时,万涛心里十分明白,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要全部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决非一日之事。因此,他和周逸群详细研究了工作步骤,要求特委的同志和党员,坚持把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同克服盲动主义错误结合起来,纠正急躁情绪和草率从事的做法。万涛还配合周逸群把鄂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普遍开展抗捐抗债的活动,利用洪湖地区河、湖、港、汊密布的有利条件,发展游击战争,使鄂西地区一度低落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斗争、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1929年春,鄂西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党员和党的组织在反“清乡”斗争中得到锻炼、巩固与发展,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不断出现,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鄂西特委于1929年3月6日,在江陵县沙岗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六大决议,明确规定了游击战争的任务,不仅是为了打仗,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会上,万涛仍被选为鄂西特委副书记,并分管宣传工作。

会后,鄂西特委利用蒋桂战争爆发,敌军兵力减弱的机会,将分散在各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游击大队,扩大游击战争。万涛在领导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规律,强调游击队要随时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改进政治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以教育群众,扩大红军的影响。游击队每到一地,就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标语、传单、口号等形式,宣传革命真理,戳穿敌人的反动宣传,密切了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拿起刀枪干革命。

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壮大,万涛加强了游击队内部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不断进行民主、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他和特委的同志指导各游击队建立了由士兵轮流担任的巡查队,监督官兵,纠正违纪现象;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公开军需账目;每次作战之后,召开讲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官兵战术水平。这些制度和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游击队的建设。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鄂西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同年5月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游击总队,领导群众更广泛地开展武装斗争,使农民武装割据的区域不断扩大。在洪湖、白露湖等河湖港汊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了一块初具规模的红色区域,成为日后洪湖根据地的雏形。

万涛还以中央巡视员的身分,深入鄂西宜都、宜昌、巴东、恩施等20个县,帮助各地恢复、清理党组织,组建游击武装,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在各地推广。他针对一些党员、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动摇退缩的现象,及时指出:“决不能被动保守,保守就会失败。没有斗争就没有工作。”他了解到部分群众对红军的宗旨认识不清,即指示党组织:“我们的宣传工作,既要广泛,又要细致,才能争取群众。”他对各县日益兴起的游击斗争,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群众的斗争,要以武力相助。”他还把带普遍性的问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提出符合斗争需要的建议,为党中央正确指导全国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

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石首袁家铺召开。会议选举出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的新的鄂西特委。万涛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1930年2月,万涛奉中共中央命令到湘鄂边红四军驻地鹤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旋即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他和红四军军长贺龙等领导干部,认真地研究和制定了红四军东下后,怎样开展湘鄂边苏区斗争的计划。他帮助贺龙抽调骨干组成红军独立团,会同各地游击队,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以汪毅夫为书记的鹤峰中心县委,领导湘鄂边苏区的革命斗争。之后,贺龙、万涛率红四军东下,经过数次艰难转战,于1930年7月4日,在公安与红六军会师。接着按党中央的决定,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这标志着湘鄂边、湘鄂西两块苏区联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贺龙、周逸群、万涛领导的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9月中旬,党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担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及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在湘鄂西期间执行了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上,邓中夏传达和主持讨论了中央关于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并且随红二军团行动。9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领导洪湖、湘鄂边和巴(东)兴(山)(秭)归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仍由周逸群担任书记,万涛担任副书记。

对于红二军团南下,参加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周逸群、贺龙、万涛等持反对态度,坚持“巩固地向外发展苏区”的方针。万涛提出:红二军团远离苏区,孤军南进,流动作战,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新区很容易遭敌围攻,而原有的根据地也有遭受损失的危险。应该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逐步向外扩大。但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邓中夏采纳。红二军团渡江后,敌人即发起对洪湖地区的大规模进攻。万涛和周逸群数次致信邓中夏,要求率部速返苏区。贺龙等也表示支持湘鄂西特委的意见。但是,邓中夏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结果正如万涛、周逸群所预料的那样:红二军团南下失利,不仅使部队遭到挫折,而且导致了后来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红二军团南下期间,蒋介石派遣3万兵力,在当地地主、团防武装的配合下,围攻洪湖苏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万涛、周逸群等特委负责人,号召苏区党组织“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各个击破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挫败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保存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3月,夏曦作为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他随即取消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先后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崔琪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万涛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临时省委常委。这时,远离苏区的红二军团已按照中央的指示,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仍是邓中夏。

1931年夏天,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水灾,湘鄂西苏区顿成一片汪洋。正当苏区军民奋力抗洪救灾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征服自然灾害,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九师是1931年4月由留在苏区的少量部队改编,师长段德昌),令第九师二十五团保卫苏区,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一带出击,打击苏区北面之敌徐德佐旅,击破敌人的“围剿”;开展天门、潜江游击战争,并使天门、潜江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同时要求在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时,则与之联系。万涛奉命随军出发,指挥一切。

九师在万涛、段德昌的指挥下,征战不到一个月,消灭了敌徐德佐旅一部及一批团防武装,打破了敌人从北面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监利、沔阳、汉川等苏区得到了巩固,潜江革命政权也得到恢复,并占领了天门一部分地区。九师还用缴获的大量枪械补充部队,在沙洋组建了二十七团。

这时,地处湘鄂边界、长江南岸的华容、石首、南县等苏区,仅有一支3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抗击敌人的“围剿”,势单力薄。但由于江水泛滥,红军难以渡江支援,致使敌人得逞于一时,江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在敌人围攻下遭到失败。

万涛从缴获的敌文件中,得知红三军已进入南漳,遂令部队出击荆门,渡过襄河,转至鄂北迎接红三军回洪湖苏区。9月28日,红三军主力同红九师在刘猴集会师,当晚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万涛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的领导职务,红三军回洪湖根据地的指示,改组了红三军前委。万涛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

为继续开辟潜江、京山苏区,红三军于10月2日攻占钟祥,歼敌一部,留枪150支组建了钟祥游击队。鉴于钟祥、天门、京山一线敌军力量薄弱,万涛、贺龙率红三军攻下张家港,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通道,使新区和老区连成一片。这时,万涛写信给湘鄂西分局和省委,建议迅速派出地方干部协同红三军建立新区政权,并告知省委,已组织潜江、汉川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运往遭到水灾的洪湖苏区,以救燃眉之急。10月10日,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

夏曦曾积极参加湖南的五四运动,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湘鄂西苏区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做了许多工作。但他积极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夏曦接到万涛的信后,不仅不予置理,反而颠倒是非,无端地挑起党内斗争。

本来,要红九师出击天门、潜江,迎接红三军回洪湖,是省委和夏曦的决定和指示,万涛正确地贯彻了这一指示,工作成绩是突出的。这一时期,长江南岸的华容等苏区的失败,本和红九师的行动没有关系,但当党中央询问江南苏区失守问题时,夏曦不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竟违背事实真相,把责任全推到万涛及红九师的身上,指责万涛率红九师出击天门、潜江,迎接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离开了苏区,导致江南苏区政权的丧失。夏曦还趁万涛等人在前线作战之机,违犯组织原则,于10月8日发出《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撤销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调后方工作;并给予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警告处分。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他还擅自撤销红三军各师部,改编为5个大团,由他直接控制。

对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和恶劣作风,万涛等许多干部极为愤慨。在省委会议和省委谈话会上,万涛同夏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还两次向党中央和省委写了申诉报告,说明红九师出击的实际情况,驳斥了夏曦的横蛮指责。

由于万涛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重新作出了《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承认红九师出击是执行了省委和中央分局决定的,江南苏区失守责任不在万涛身上,撤销万涛红三军政委职务是不正确的。党中央也批评了夏曦处理九师问题的一些具体错误,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对地方干部能够批评中央代表(指夏曦),中央表示赞许。但在总的方面,党中央仍支持夏曦,说他到湘鄂西以来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省委也说万涛、段德昌、陈培荫犯有指挥行动迟缓的错误,均给予警告处分,并决定调万涛到地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夏曦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认了错误,后来恢复了红三军各师部。然而,他对万涛等同志耿耿于怀,认为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坚持对他的错误的斗争,是“反中央分局的小组织活动”,甚至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的批评,强行贯彻“左”倾错误主张,这就更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党内的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

万涛到地方工作后,担任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他并没有因自己受到排斥、打击而灰心失望,而是以更高的革命责任感做好工作,坚持不懈地同“左”倾错误作斗争。他在《红旗日报》上著文,批评“左”倾路线,分析其根源和危害,提醒苏区军民对新的“左”倾错误要十分警惕。

1932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嘴召开。代表们在讨论夏曦的政治报告时,对夏曦到湘鄂西半年多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特别是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同志对夏曦的批评,对建设苏区的正确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夏曦的处境十分孤立。

会议进行到第3天,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较深的同志,不敢坚持原则,在会议上竭力为夏曦辩护,指责万涛等人。还有人把万涛等人对夏曦错误的批评,说成是反中央的小组织活动。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到会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敢再对夏曦批评了,有的甚至跟着夏曦反对万涛和潘家辰。这样,“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全面取得了统治地位。(关向应任红三军政委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

自此以后,夏曦凭借着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的支持,在政治上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9月,夏曦命令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材抓捕万涛。彭国材根本不相信为创建苏区呕心沥血、深受苏区人民敬重和爱戴的万涛,会是“反党”、“反革命”分子,拒不执行命令。夏曦大为恼火,将彭国材处死。随即,夏曦将年仅28岁的万涛等一批为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杀害于洪湖。

洪湖含悲唱挽歌,荆江碧水祭英灵。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追认万涛为烈士。1957年12月,由国务院拟就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中,列上了万涛的英名。1984年11月10日,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万涛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创建者,与贺龙、周逸群等齐名,他的革命事迹在馆内陈列,永远受到人民的敬慕和传颂。

(冉光海向同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