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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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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天民,原名祁延霈,字霈苍,满族,1910年8月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教师家里。祁天民6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济南有名的模范小学学习。他聪明过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加之父亲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以及左邻右舍又都是教师之家,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小学六年,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1922年秋,祁天民考入济南省立一中。省一中位于风景区大明湖畔,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学校教师水平高,校风好,要求严。他入中学后,学习更加刻苦了,每天放学回家,总是手不释卷地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他在中学的各门功课成绩皆优,学校每学期的优等生榜上都有他的名字。

祁天民的父亲对地理科学颇有研究,具有较深的造诣。他还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他写的教材和论文中,表达了他爱祖国、爱家乡,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愤恨之情。他渊博的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不但浇灌了他的学生的心田,也影响了儿子祁天民。

祁天民小学时就喜欢地理课,进入中学后,在这方面的兴趣更浓了。他用心地读了父亲写的每一本书,渐渐地了解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矿藏、壮丽的山河,认识到鸦片战争后江山破碎、贫穷落后的状况。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济南的工人、学生也纷纷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以声援上海工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一向埋头读书、沉默寡言的祁天民,迸发出了反帝爱国热情,在省一中举行游行示威时,积极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昂首挺胸地前进在反帝洪流中。

1928年夏,祁天民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地理系,系主任是中国的地质学家翁文灏。祁天民又慕名报考清华地理系,被录取。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中,他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座右铭,认真阅读古今中外有关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并刻苦攻读外语。到野外作业时,他更是苦练基本功。他参加了1930年春在北平西山、1931年春在河北宣化、下花园、张家口、山西大同和五台山一带、1932年在山东泰安、济南、青岛等地进行的地质考察、地形测量和采集标本等活动。他和同学们每天早出晚归,爬山涉水,到处勘测、寻宝,凡有价值的石头、瓦片、陶片,都捡上装箱运回学校。祁天民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学校地理学会总务股长、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职员、校学生会民众教育科成员兼平民学校教员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西北边陲新疆,曾是俄、英等帝国主义的角逐之地,英、俄曾私分过我国的帕米尔。祁天民的父亲激于爱国主义之情,很重视对祖国西北边疆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在教书之余,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祁天民受父亲的影响在清华大学学习时也进行西北边疆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清华大学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写过有两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这篇论文“孕育着爱国的激情”,是一篇“有相当分量的论文”。

1933年,祁天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并获得地理学士学位。他是该系的首届毕业生。恰在此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名考古人才,祁天民受聘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助理员。

祁天民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考古。1934年到1936年,他先后调查了山东沿海古代遗址、益都铜器时代葬地,参加了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和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10至第12次的发掘工作。著名的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是件大事,发现了中华民族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为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可靠的宝贵资料,而第10至第12次的发掘,又是殷墟发掘的最高峰。这三次是发掘大墓即帝王墓,祁天民都参加了。

1934年冬到1936年春,祁天民曾断断续续地在北京住过一些时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正步步深入。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爱国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祁天民目睹国难深重,忧国忧民之心日重。1936年春,他和尹达到山东日照、两城镇进行田野考古,目睹鲁南农村广大贫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蒋介石不去抗日,却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使他悲愤不已。回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和尹达一面整理田野考古资料,一面议论国事。二人互相谈心,思虑“祖国向哪里去?”他们共同感到“在国家危亡之秋,实在考不出来‘古’了”。

他从抗战以来大量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抗日救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毅然决定舍掉自己心爱的专业和较好的物质待遇,于1937年11月告别亲爱的父母妻儿,启程去延安。

祁天民一行六人,为掩人耳目,胸前戴上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徽章。到西安后,他们特意住进接待国民党要员的西京招待所。他们在西安只逗留两天,祁天民、尹达、杨廷宾三人便离西安出发了。

1937年冬,祁天民来到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他好象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对他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使他振奋。不久,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第九队学习。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旨在培养抗战急需的人才。学员主要是来自平津的爱国青年和东北、华北、西北等地的革命学生。祁天民和他们一起学习,生活,感到非常高兴。陕北公学的学员住窑洞、睡土坑、吃小米,在露天上课,条件简陋,生活艰苦。虽然祁天民毕业于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延安是有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但他很能吃苦,和同志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刻苦磨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学习,他对党,对形势,对自己的历史任务都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心献身于革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就在这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陕北公学毕业后,祁天民盼望着能上抗日前线,杀敌保国,但组织上却分配他到新疆去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党中央先后派陈云、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等到新疆任党代表。盛世才当时缺乏干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派干部来新疆工作的要求。因此,党才从陕北公学毕业学员中和其他部门挑选大批党员和干部分期分批到新疆。

1938年3月1日,祁天民、张东月、李涛、朱旦华、于村等准备到新疆工作的和准备到新疆或苏联治病休养的党员干部齐集延河边等待出发。周恩来副主席赶来送行,勉励大家到新疆后多为各族人民谋利益,要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贡献。他还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签名题词留念,最后和大家一一握手惜别。队伍出发了,祁天民告别了延安。

1938年4月下旬,祁天民等一行40多人乘车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了便于工作,来新疆工作的每个共产党员都改用化名,祁天民就是在这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祁天民的。他取名“天民”,是表示自己愿意“永做天山之民”。七八月间,他们这批共产党员陆续分配工作,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

新疆学院是新疆的最高学府;但当时只设政经、教育、语文三个系和附设的高中部,三个系的学生仅有百余人。学校纪律涣散,教学设备简陋,教师人员不足,水平不高,教学质量也达不到要求。为了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办好新疆学院,中国共产党代表邓发还先后派共产党员林基路、杨梅生、许亮等到新疆学院工作。林基路任教务长,主持学院的一切工作。祁天民任学院秘书,是林基路的得力助手。他们以“抗大”为榜样,组织学生进行建校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集体主义精神,并且美化校容,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林基路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以整顿不良的校风;还提出“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从1938年下半年起陆续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祁天民不但在学院任课,而且还经常给学生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成绩等等,对师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祁天民还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在新疆学院发动和组织师生们为抗日募捐。尽管教师的薪金低,生活贫困,学生在经济上还不独立,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极高,踊跃捐献。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林基路、祁天民在新疆学院还倡导歌咏和戏剧活动,编写《放下你的鞭子》、《哨声》等抗日话剧。在全市歌咏和话剧比赛时,新疆学院都名列前茅。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新疆学院的学习空气、抗日气氛日益浓厚,师生的精神状态也迅速改变,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被誉为“抗大第二”。

祁天民除协助林基路做学校行政工作外,还担负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给教育系学生讲授《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自然地理》,给政教系学生讲授《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社会史》。他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他讲的几门课都没有教科书,要自编讲义。他非常重视课程内容的深度、广度、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很讲究教学方法。为了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伏案备课。他在给教育系学生讲授“陆地漂流”和“板块学说”时,同学们被他那新鲜的内容、生动的讲述所吸引,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课堂上鸦雀无声。他很关心爱护学生,常深入学生中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同学们也都很喜欢和尊敬祁老师,视他为良师益友。

祁天民等几位共产党人,为办好新疆的最高学府,为培养教育各族青年而呕心沥血。他们在新疆学院的影响和威望日增,使新疆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1939年1月,盛世才将祁天民调离学院,任命为哈密区教育局局长。

1939年春,祁天民来到东疆重镇哈密。哈密地区的教育很落后,全区三个县竟没有一所中学,小学也只有四所。因学校数量太少,规模又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极低,特别是农牧区,交通不便,学生上学因路途远,还得骑毛驴,致使很多小学生中途退学;加之广大农牧民因生活贫困,无力送子女上学,文盲占整个地区人员人口的90%以上。就是这仅有的四所小学,也还是缺少教师、教材和设备,条件很差,教育质量很低。

祁天民上任后,首先筹建教育局。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从找专署和县政府要办公用房,拨经费、订计划、定编制、调干部,到维修房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亲自奔跑、过问,忙得废寝忘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哈密教育局的牌子终于挂出去了,教育局的干部开始正式办公。要发展教育,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就需要增加教育经费,多办学校。而当时新疆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教育经费不多。根据这种客观现实,他就想办法发动各族人民办学,实行“民办官助”,由文化促进会出办学经费,把会馆的房子或庙宇做教室,教师和教材由教育局负责解决。经过他的鼓动、协商和帮助,汉族、回族、维族、哈族的文化促进会都办起了自己的会立小学。此外,教育局经多方努力,在农牧区办起了27所公立小学。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哈密地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祁天民亲自主办了两期教师训练班,培训师资。这在哈密来说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师训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教育学、教学法等课。他亲自给学员讲授政治课。各族学员经过短期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很快,学习期满后分配他们到新建校和原有小学任教,保证了各校能于9月初开学上课。9月中下旬,教育局又举办了哈密全区运动会,以推动各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增强各族学生的体质,使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

祁天民在哈密大办教育的同时,还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在哈密城内经常举行群众大会,向各族群众宣传全国抗战形势、八路军的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祁天民经常登台讲演,他虽然身材瘦小,但讲话声音宏亮,口才很好,他的报告内容生动、感人,很有号召力。由于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的深入细致,各族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群众的生活虽然很苦,仍然慷慨解囊,纷纷为抗战捐款。

1939年2月,新疆财政厅长毛泽民为整顿新疆财政、稳定物价而改革币制,发行新币,通过新旧货币的兑换,将旧币收回统一销毁。祁天民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这项工作。11月初的一天,卡车拉着旧钱票到哈密郊外去销毁,祁天民随车前往。一捆捆旧纸帛堆积如山,中心不易烧透,祁天民手执棍子,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来回拨翻。这天他长时间的劳累,并被火烤,因而汗水湿透了内衣,返回时已近黄昏。当时正值初冬,塞外寒风袭人,一路已是风寒,他精疲力尽地回到了教育局,又主持召开了一个各族各界的座谈会。恰巧,就在这天,他的妻子带着未满两岁的独子鲁梁经过千辛万苦从重庆来到哈密。祁天民因公务在身,只好拜托朋友替他去车站迎接他们母子并安顿他们的吃住。不料,夜里祁天民回到家中后,发起高烧,体温达四十度,立即被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重感冒,其实患的是伤寒。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故住院数日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竟于1939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不幸以身殉职,年仅30岁。

祁天民为了抗日,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病逝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无限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哈密各机关、学校、团体、工商界的各族民众近千人。维吾尔族老人按照他们民族的习惯为祁天民举行了丧葬仪式,群众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八个大字:“天山永孝,正气长存”。

(张宝裕陈秀玉祁鲁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