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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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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时,又名李振华,1906年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柴庄(今才庄)一位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后转入姜集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徐州省立第十中学。

少年李超时聪颖好学,性格刚强,仗义执言。他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列国志》等书,深受书中英雄形象的感染。李超时的叔叔李墩艳是位爱财如命的地主,残酷剥削雇工。那年麦收季节,李超时走家串户,为短工们写告示,要求增加工钱,不加钱就罢工。收麦加救火,地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得接受条件。学生时代的李超时如此爱憎分明,具有组织才能,受到村民们的称赞。

1926年10月,李超时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当时的全国革命中心武汉。同年12月,经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同乡、中共党员郭子化介绍,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亲自聆听恽代英等人的教诲,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刻苦学习政治军事,而且广泛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1927年5月,李超时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他能打善战,机智勇敢,受到恽代英的赞赏。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政变,李超时受党派遣,回邳县开展工作。他抓住邳县地处偏僻,反革命魔爪还未触及这一有利条件,逐个联系邳县的几位共产党员,开展活动。1928年4月,中共邳县特别支部成立,李超时任书记。他积极在学生和农民中发展党员,至同年6月,特支就有党员60多名,设有九个支部。他还让一部分骨干分子打入国民党内部,以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斗争。

同年7月,李超时被省委调至东海县工作。一到海州,李超时即与在东海中学师范科读书的共产党员惠美琬(即惠裕宇)取得联系,建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东海县位于陇海铁路东段,县城海州交通便捷,文化发达,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强烈。李超时根据东海实际,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作为开展工作的核心。在他的宣传发动下,工人、农民、学生、教师中的先进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这年年底,东海中学也建起了党支部。一批学生党员毕业回乡后,成为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等地革命活动的中坚分子。12月初,中共东海特支改建东海县委,李超时任县委书记。12月5日,李超时代表东海县委参加了中共徐(州)海(州)蚌(埠)特委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特委委员。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李超时任书记,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县党的工作。

李超时时刻不忘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在海州,黄包车是走街、串巷、跑码头的唯一交通工具。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这支队伍日益庞大,仅新浦一带就有黄包车工人500多人,但他们常遭到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欺压,生活艰难。李超时经常深入到这些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黄包车夫黄宝龙等及一些码头工人为党员,建立起工人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斗争。1929年年初的一天,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买通官府强行包揽乘客,使黄包车工人顿时失去饭碗。李超时当即联合海州、大浦、板浦等地黄包车夫10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愤怒的工人砸烂了资本家的汽车。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镇压,200多人被捕。李超时立即与县委同志一起,组织营救,加强舆论宣传,发动成千的工人家属扶老携幼到国民党县政府“要饭吃,要亲人”。国民党县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放人,取消包揽特权,恢复公平竞争,罢工取得彻底胜利。这次斗争,使李超时深深体会到党组织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群众团结的威力。接着,李超时又利用云台山下的贫苦农民组建“扁担会”,派三名党员以担任教员的合法身份进行活动,及时吸收农民骨干加入党组织,并于1929年初夏成功地开展了反山霸斗争。

1929年5月16日,连云港花果山上,香烟缭绕,游人如织,李超时等中心县委成员以及东海、灌云、沐阳、赣榆四县的领导骨干扮作香客,随游人上山。晚上,三元宫内,微弱蜡光下,李超时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作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的报告。这次会议对各县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李超时勤奋工作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赞许,省委在徐海蚌特委的报告上批道:“自振华去东海后,打开了局面,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

李超时在东海地区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6月1日,反动当局大肆搜捕革命志士,到处可见悬赏抓拿李超时的布告。7月,李超时被江苏省委派往通海地区负责南通特委工作。

通海地区位于长江口北岸,滨临黄海,邻近上海、南京,是国民党重点设防地区,形势险恶,与东海地区完全不同。李超时一到,便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先后到南通、海门、启东、如皋、靖江、泰兴等县,了解武装斗争情况。当他看到各地群众武装蓬勃兴起,许多地方扛起红军的旗号举行暴动、起义,他被游击区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感动,心中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活动。1929年11月,李超时和刘瑞龙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俩专题汇报了通海地区工作和游击斗争情况。省委和党中央对通海地区的形势十分重视,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由李超时负责筹建工作。李超时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同时组织人员将上级派往红十四军的一批军事干部安全护送至如皋西乡。

1930年2月,红十四军军部成立,何坤任军长,李超时兼任军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李超时召开通海地区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了省委二大会议精神,讨论了通海、如泰一带的政治形势和工作路线,研究了红军游击队的编组、干部选拨、建立指挥机关以及在基层建立党团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等问题。会后,李超时和何坤一起,对通海地区红军游击队进行编组。同年3月,南通特委更名为通海特委,李超时任书记。

1930年4月16日,何坤军长在攻打老户庄战斗中英勇牺牲。4月24日,参谋长薛衡竟在横垛与敌作战中不幸阵亡。5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断征调部队“清剿”红十四军,而红军主要领导相继牺牲、负伤,军内一度缺少得力领导,军内情绪不稳。李超时接任后,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整顿军纪,纯洁队伍。

1930年6月14日,驻黄桥的“苏北剿共总指挥部”调动了驻靖江城、西来庵、季家市、泰兴城、黄桥、如城、卢港、石庄等地的部队,发动所谓“八路围剿”。这天清晨,大雾弥漫,几步以外不见人影。敌以驻西镇省保安队为前锋,由南向北,突进红军中心地区,吹号联络其他各路敌人。这时,李超时率领红十四军一师二团600多人埋伏在六甲桥西。红军中刚起义过来的战士懂得敌人的号声,连忙向李超时回报。李超时命令答号,诱敌深入。当敌人进至红军口袋阵内,红军一阵猛打,敌一个中队百余人悉数就歼,缴枪70余支、子弹千余发。后续的各路敌人不知红军虚实,军心大乱,便纷纷缩回老巢。所谓“八路围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7月12日,李超时与江苏省委军事特派员徐德,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等组织红军在水洞口整纪,枪决了蜕化变质的如皋县委经济委员兼特务队队长孙盛。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红十四军军部和通海特委决定于8月3日在黄桥举行总暴动。黄桥当时是敌“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镇区四周环水,河宽八丈,深三丈。在四门要道口筑有大碉堡。这天,李超时亲自指挥,以红一师二、三团担任主攻,一团、教导大队及赤卫军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家庄、老叶庄等敌据点,以阻击援敌。深夜12时,李超时率红军大队人马从横垛出发,凌晨2时赶赴阵地,将黄桥团团围住,迅速筑好工事。天快亮时,李超时下令围困北门的红军开始进攻,并从红军中抽调会游水的战士组织突击队渡河强攻,摧毁碉堡,冲过北关桥。西门的红军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过了赤柏桥。没有料到,负责攻打南门的李吉庚和攻打东门的李治平在这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擅自撤兵,引敌来到红军侧后,红军伤亡惨重,李超时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

黄桥战斗失利后,李超时召开了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委员会议,总结教训,提出肃反和整纪问题。省委特派员徐德主张枪决李吉庚、李治平,但特委委员、时任南通、启东、海门、如皋、泰兴五县巡视员的王玉文还想用团结教育的办法拉住他们,挽救危局。李超时考虑到“二李”实力较强,驻地背靠黄桥,不易就范,武力解决已不可能,为避免红军再遭损失,李超时权衡良久,不得不决定交由地方党组织处理。岂料,8月30日王玉文去找李吉庚,反被李吉庚派来的叛徒杨志枪杀。“二李”公开叛变投敌,给红十四军带来极大危害。9月9日,李超时带领部分红军在如皋南乡的田家埠召开群众大会,被“二李”引敌袭击,红十四军又被打散,归于失败。

李超时坚持做好善后工作,疏散人员,埋藏枪支弹药,保存力量,以利再战。这期间,他心情沉重,想得很多。回顾就职4个月来,自己尽了很大的努力,一心要治好军,打好仗,却不能如愿,无力挽回败局,到底为什么?血的教训啊,在李立三“左”路线指引下,红军打了许多力不从心的硬仗,越是英勇,损失越大……,政治工作薄弱,部队中成份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恶习未能得到改造,却反过来蛀食红军的肌体;加上政策失误,把中间力量推向敌方,以致内奸和叛徒有机可乘。他带着深刻的教训于10月奉命回省委参加反“立三路线”斗争,后留省委任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省委巡视员。

1931年6月26日,李超时奉省委指示由上海去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刚两个月身孕的妻子吕继英与他同行。踏上北去的列车,看着面容憔悴的妻子,李超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想起风风雨雨的这几年,有过艰辛,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多少次从死亡线上逃出来。想起许多牺牲的同志,他更感痛苦和内疚。但他想起此行的目的,又振作了精神。抬头正欲与妻子说几句心里话,不料对面不远处有人在注视他俩。此人在火车站碰到过,神色可疑。李超时敏锐地感到有特务盯梢,话到嘴边即改为手势,告诉妻子附近有特务。李超时便佯装送妻子去厕所,商量对策。火车一到镇江,李超时夫妇就跳下车,迅速招来两辆人力车分头转移。特务紧追不舍,把他们抓获,李超时质问:“为何随意抓人?”特务不能提出正当理由,得不到警察的支持,只得将李超时夫妇暂时关在镇江码头附近的万全旅馆楼上。李超时迅速将文件销毁,夺门而出,又被迎面扑来的特务及反动武装逮捕,关进派出所。

刑庭上,李超时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只说自己叫张文生,被抓错了。

敌人见硬的无效,便将李超时夫妇带到一空房间,叫他俩“好好商量商量”,以便窗下偷听。吕继英看到丈夫脚拖大镣,血肉模糊,心疼万分,一边哭,一边寻问情况。李超时说:“这些你都看见了,不用问。”他意识到敌人的意图,就用手势告诉妻子:认识的人多,如身份暴露,难免一死。激励妻子要坚强起来,把孩子生下,好好抚养,长大后交给党。

未得到任何东西的敌人把李超时夫妇解送军法会审处,敌处长钱家骧多次亲自开庭,妄图劝降,毫无结果。钱家骧便将叛徒王益之带上法庭指认,并阴险地对李超时说:“看你的部下也被我们请来了。”王益之看到李超时,连连往后退。李超时一见叛徒,怒不可遏,拖着沉重的铁镣,走近审判台,猛然抓起砚台,向王益之砸去。当庭人员都被这突然的举动惊呆了。钱家骧慌忙挥手示意,叫人把王益之带走,宣布暂时休庭。

李超时的身份暴露了,省委组织的营救工作被迫中断。敌人诱降不成,便以百倍的残暴妄图压服。李超时蔑视地说:“你们不就是打嘛!”他心知,敌人的手段用尽,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勉励同监的难友:“我牺牲了,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共产党一定胜利!”

1931年9月19日,在去镇江北固山鸡子岭刑场的路上,李超时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1985年,李超时被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人物条目中,英名永驻青史。

(吴凤山顾小平朱长进康仲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