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今娄烦县）峰岭底村一个乡绅家庭。五四运动时起别号君宇，并以此号著称。
1915年，全国先后爆发了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示威游行和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正在太原读中学的高君宇积极参加了这两次斗争，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经过这两次斗争，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开始成为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局面。就在这时，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1月，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治学方针，使北大成为当时中国新思想的摇篮，也是形形色色的思潮共生的场所。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高君宇没有迷惘。他广泛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他的反封建思想愈加成熟。先后参加了进德会、学生爱国会、新潮会、《国民》杂志社等进步团体。在斗争实践中摸索、探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
1919年2月，北大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负责人。4月30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震惊。5月1日，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在西斋饭厅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会后他们又连夜起草宣言，规划游行路线。五四当天，高君宇和北大学生手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同各校学生汇合成3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奔向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集会游行。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学生会干事，率领同学们冲进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谱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辉煌一页。
6月3日以后，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此伏彼起，学生们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受全体学生的委托，高君宇担任北大驻北京学联的代表。他还以此身份，到天津组织抵制日货活动，并专程回到山西，指导太原的学生运动。在“五四”、“六三”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为营救被捕学生四处奔走呼号。因操劳过度两次咯血，仍不顾一切地坚持斗争，被后人誉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高君宇同许许多多青年一样，从爱国主义开始走向共产主义。1919年10月，高君宇遵循李大钊的教导，参加了平民运动讲演团，成为该团的骨干。每逢假日，他们打着旗帜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在长辛店，他们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从“天为什么下雨”讲到十月革命。在与工人的交往中，他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决心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3月，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以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到山西太原和大同的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写出《山西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在北大学生周刊上发表了《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宣传五一节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抨击。五一当天，他协助李大钊组织庆祝活动，并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走上街头，发表讲演。5月13日，高君宇和邓中夏、张国焘、杨仲健四人到北京南城模范宣讲所讲演，面对前来阻止的军警，他们以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革命行动，使台下的听众很受鼓舞，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北京，高君宇多次跟李大钊同魏经斯基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早期的成员之一。同时，他还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筹建工作。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召开，年仅24岁的高君宇被公推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此后，高君宇一直在北京青年团中任职。
在这一时期，高君宇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研究关于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和论著，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在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主要负责宣传工作，但他对当时已开展的工人运动极为关注。他和邓中夏等人长期在北京铁路工人中活动，创办工人俱乐部，组织职工联合会，发展进步工人的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第一次工运高潮时，他先后在北京、广州等地领导京汉铁路工潮和沙面工人反对“新警律”的斗争。二七惨案后，他又亲赴前门火车站，指挥工人们坚持斗争。当时，北京已处于白色恐怖中，而他却经常出没于街头巷尾。为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他和罗章龙组织力量汇编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后记，明确指出：工人需要有一个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1922年7月，高君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3年6月，高君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主张共产党员一面参加到国民党中去改组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一面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会上高君宇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后，高君宇受党的委托，和毛泽东等一起留在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次年1月，他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直接参与大会的组织工作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后，高君宇和李大钊返回北京。
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并亲自创建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平民政治学会”，和李大钊、于树德等一起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国共合作。
高君宇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十分关心山西的革命运动，多次返回山西，秘密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山西地下党团组织。
1924年5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秘密会所被查抄，叛徒出卖了高君宇等中共北方党的负责人，北洋军阀令各地“严速查拿”，在铁路工人掩护下，高君宇到达广州，他又马上投入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
1924年11月，高君宇抱病陪同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北上。由于工作繁重，年底到北京后，他的肺病恶化，在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才住进了医院。病稍好些，他就要求出院，医生嘱咐他继续休息，但他一出院就去上海参加了中共四大。接着他又返京投入促成国民会议的运动。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拖着病弱之躯参加了会议。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终因积劳成疾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29岁。高君宇逝世后，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等送了挽联。《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组织的刊物都发表了悼词，悼念这位中国革命的青年健将。悼词中沉痛写道：“君宇再不能以文字与读者相见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本报，也更永远留在读者诸君的记忆中。”
根据高君宇的遗嘱，逝世后葬于他生前最喜爱的地方——北京陶然亭湖畔，在方锥形的石碑侧面，刻着他生前自题在像片上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首诗，正是高君宇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