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葵，又名一葵、野葵，1900年6月23日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一书香门第之家。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黄尧轩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家乡的桂平县立中学教书。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黄日葵自幼就立下了报国救民的大志。1916年10月15日，刚从桂平县立中学毕业的他，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带着一腔救国的热忱毅然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进入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就读。

    在日本留学期间，黄日葵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以反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由，公然出卖中国的主权。黄日葵与1000多名留日的中国学生奋起抗议，遭到日本军警野蛮的殴打追捕，一批留日学生愤然归国。黄日葵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了北京大中学生5月21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同一年秋天，黄日葵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后入英语系就读）。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是中国近代新思潮发展的摇篮。黄日葵在这儿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他那忧国忧民、苦闷彷徨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他积极参加各种马克思学说研究活动，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渐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1919年5月2日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正义要求，但遭到英美日法等国的拒绝。中国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5月3日，北大、高师等校的学生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磋商部署5月4日的爱国示威大游行。黄日葵是此次大会的纪录之一。5月4日，他手持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冲破军警的阻拦，与同学、战友们谱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辉煌的一页。5月6日，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等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为了扩大反日爱国运动的声势，黄日葵作为北京五四运动的骨干，受学生联合会委托南下到天津、济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作宣传，呼吁全国人民援助学生的正义斗争。五四爱国运动迅速遍及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使黄日葵受到考验与洗礼，他日益成熟起来，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黄日葵被推选为北京大学25周年校庆纪念会筹备会主席，同年11月北大学生会干事会成立，黄日葵与邓中夏、何孟雄等负责干事会工作。1923年2月中旬，黄日葵与李大图（中共党员）同上海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发动上海各界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同年夏，黄日葵与李大图等在上海孙中山住宅处竭见孙中山，报告京汉路事件经过，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黄日葵、谭寿林在北大组织广西籍的学生，主持半月刊《桂光》的编辑出版工作、黄日葵为《桂光》撰写了许多文章，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及中共的革命主张，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评论广西当时的政局，深受广西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此时他还介绍一些北大同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夏，李大钊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任命黄日葵为市党部的青年部长。此时，黄日葵已经在北大毕业，留校在英语系任助教。但他实际上已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同年底，黄日葵又接受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重托，到国民革命军联军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中去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5年1月23日，刘伯庄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北京地方团补派候补代表黄日葵为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接着黄日葵写成《北京地方团教育宣传工作报告》。1月26日，他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2日，北京地方团代表大会召开，改组团地委，26岁的黄日葵任团地委宣传委员。5月底，他又奉党委派到学生军中去做党组织的工作。

    1926年1月，黄日葵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国共合作的中心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秘书。他利用工作之便，推动青年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共产党员及建立党的组织。他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办的讲习所担任讲课老师，负责讲授《国际社会运动史》，深受学员的欢迎。

    两广统一后，桂系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日葵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遣到第七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是年7月，黄日葵离开广州经梧州到达南宁。为了加强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工作，中共两广区委派黄日葵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中共在广西的领导机关也就由梧州转移到南宁。不久，根据广西实际情况，黄日葵向中共两广区委请示，因他以合法身份在上层统战做工作不便于深入基层，要求另派人做党的领导工作；由于南宁至广州交通不便，建议成立中共广西省委，便于工作。中共两广区委同意黄日葵这些意见。但鉴于当时广西还没有建立三个地委，按党章规定还不符合建立省委条件，便指定由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三人组成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由黄日葵担任负责人；并决定在中共广西省委建立前，暂行中共省委职责。

    黄日葵来到广西后，首先以第七军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士兵生活》刊物，并亲自写了发刊词。同时以黄日葵为首的省委筹备组，立即选派党团员前往南宁、柳州积极开展工作，筹建中共南宁地委和柳州地委。不久，黄日葵指派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余少杰，趁他随部队驻防右江田东县平马镇的机会，负责建立右江党的组织和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黄日葵在积极做好兵运工作中，十分关注党的建设，重视对各地农民运动的大力扶助和加强领导。

    这一年秋的一天傍晚，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黄日葵的寓所。警卫员把客人引到黄日葵客厅。客人将韦拔群介绍信递给黄日葵。他看完信后说：“东兰农民惨案，前些日子我已听说过。现在从韦拔群的信上看，东兰农运惨案十分严重。”

    接着，黄日葵仔细地听完客人（即东兰农民代表陈伯民）的情况汇报和此行的目的，说：“作为农民运动领袖的韦拔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的忧愤是对的，我表示完全给予同情。古往今来没有农工，谈何革命。我对东兰农运，应尽力予以大力扶助。”

    黄日葵精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形势，立即发动了广西各界人士声援东兰农民运动的斗争，省外和广州、海陆丰等地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援东兰农运斗争。广州革命政府也责成广西省政府对“东兰农运惨案”进行追查。

    这年10月，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三人商讨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为东兰农运做三件好事：

    一、派陈勉恕去做东兰县县长；

    二、组织后援会为东兰声援；

    三、组织调查委员会（政府、军队、省党部、政治部各一人），插入三分之二的同志（指共产党员），一方面在扩大宣传，另一方面乘机考察和帮助农会及农军改善、加强他们的组织。并强调限陈勉恕到东兰任职后三个月内吸收好的农民领袖加入中共党组织，建立党支部。

    由于黄日葵为首的中共省委筹备组为东兰农运做了上述三件好事，并经过反复斗争，在社会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当时广西省政府被迫撤走了围攻东兰的反动军队，将前任东兰县长黄守先“着高检厅侦察构案，交送法院讯办”，撤销了原任县长黄祖瑜的职务，委派了陈勉恕当东兰县县长。这一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黄日葵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中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他首先将他从广东带来的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意识地安排到第七军政治部下设的各科、各股中工作。他经常和这些党团员进行个别促膝谈心，强调每个党员，都要以身作则，要密切联系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他还利用与官兵经常接触谈话的机会，以各种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官兵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从内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时他出席各种会议和在大会上作公开讲话，也有意识地向官兵们灌输革命的思想。他还到南宁军校去讲课，向学生们传播革命种子。他并通过党的活动，在军校中积极慎重地培养发展了周飞宇等1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日葵遵照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精神，在大力发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着手加强广西党组织的建设。他亲自召集党员骨干会议，研讨培养教育和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党的组织等问题。他把共产党员罗少彦有意识地分配到广西省政府创办的机关刊物《革命之花》当总编，使这个刊物实际上起到了联系工农群众的作用。这个刊物在广西工人、士兵、学生及进步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良好影响。黄日葵还到广西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和作政治报告。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交谈，发现和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南宁市海员工会会员何建南，南宁印刷工人林汉泉、莫品佳等人在黄日葵的多次交谈启发教育下，后来都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骨干。

    由于以黄日葵为首的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和措施，领导广西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广西革命运动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

    广西声势渐猛的革命潮流冲击着反动势力的根基，国民党反动派时刻伺机扑灭革命的火焰。12月19日，梧州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负责人之一谭寿林和工运、学运骨干三人。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黄日葵一面火速向广东革命政府控告桂系军阀破坏国共合作、镇压革命运动的暴行，一面组织工人学生声援被捕的同志，揭露敌人的阴谋。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1927年1月19日，梧州警备司令部不得不将谭寿林等四位同志释放。

    1月下旬，桂系军阀集团为破坏广西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削弱和打击中共广西组织，命令黄日葵率领一个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北伐军慰劳队离开广西，出发到北伐前线。

    4月上旬，黄日葵率队经广东、湖南等地到达安徽芜湖慰劳前方将士，桂系军阀突然以种种借口将慰问队解散。情况突变，黄日葵敏锐地觉察到反动派的阴谋，他机智化装，乘船到达上海，躲过敌人的追捕。不久，他又回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5月25日，他参加中共在汉口召开的东南各省农运工作扩大会议。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公布的《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黄日葵被列名通缉。不久，他参加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中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委员，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9月，他随起义军南下到达广东韩江一带。由于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黄日葵从海陆丰出走香港，11月又到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2月7日，黄日葵在上海召集谭寿林、李其实等8位广西同志开会，讨论开展广西党的工作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随即将谈话纪要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3月21日，他看了中共广西特委的报告后，抱病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了关于干部调整、游击战争、恢复发展南宁党团、暴动问题、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宣传等十点意见。这年春，他与上海立达学园学生文质彬（又名文秀娥）结了婚。婚后不久，黄日葵被反动派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党组织通过当时负责南国剧团的田汉保释，使他得以出狱。因身份暴露，黄日葵遂再次东渡日本。11月2日，他被日本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日本警官严刑拷打，逼他招供。他始终如一，坚贞不屈，咬定自己是“陈亦农”。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未能将他定案，只好释放他。由于在狱中受尽折磨，他出狱后胃病发作，靠日本友人的帮助，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病情稍好出院以后，日本当局勒令他出境。1930年春，他回到上海，仍然带病坚持为党工作，终因劳累过度引起胃穿孔，救治无效，于这年12月20日逝世，时年仅31岁。

    黄日葵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万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