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字桂根，曾随母姓陈，取名日羽，祖籍湖南省衡阳县礼梓山。1900年农历8月，出生在父亲居官的湖北省秭归县城。童年时，随祖父、父母先后在湖北、江西等地居住。12岁那年，举家回到衡阳，进衡阳县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
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1910年署理归州知州，继派赴日本考察政务，是清代一个阅深历广、又不墨守成规的地方官员，写有《日本官职志》、《东游笔记》等书。但不幸于1914年猝然病逝。自此，夏府由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主持。夏家是一个名门望族，在夏时济十多个孙儿中，他最宠爱明翰，因为明翰生在桂花盛开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吉利的预兆，不是文魁武冠，哪能问世在这桂花袭人的中秋良辰？当明翰喃喃学语时，他就抱在膝上教他学《三字经》、《千字文》，恨不得明翰一夜成人，早登金榜。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光耀门楣的梦想，在明翰幼小的心灵里却引起了强烈的憎恶。他不喜欢独自呆在爷爷书房里背诵索然无味的“四书五经”；他所喜欢做的事，是同邻居的穷孩子们到流水奔腾的河边去捉螃蟹，到树林茂密的山上去捕野物，或者听老人讲民间故事。幼时的明翰就处处与祖父格格不入，以致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祖父越来越产生了隔膜。
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出身衡山名门，知书达礼，思想开明，倾向维新变法，赞颂辛亥革命，不赞成儿女死读“四书”、“五经”，经常给孩子们讲些古典小说中的生动故事及当代革命人物的轶事，有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思想。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在明翰幼小的心灵里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既是明翰兄弟姊妹的生育者，也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和最忠实的支持者。以后，当儿女参加爱国斗争，有的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时，她都给予支持。特别是夏明翰，因投身革命被祖父断绝接济后，深明大义的她变卖首饰，予以支持。
少年时代的夏明翰爱读书，善思考，极富同情心。有一天，他正坐在后院读唐诗，见女佣发大娘挑着一担河水，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他便上前帮忙，不料，却被祖父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使明翰心中十分不快。成年后的夏明翰后来向爱妻郑家钧谈及此事时说：“祖父要我背唐诗，我看他就没有读懂唐诗。唐诗中有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天天只知喝茶，用水，哪知道挑水也不容易呢！”
1917年，夏明翰违背祖父心愿，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第二年4月，吴佩孚攻陷衡阳城。军阀混战使衡阳硝烟弥漫，疮痍满目，夏明翰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也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同盟会会员邱海岚的帮助下，他暗暗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革命团体砂子会，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吴佩孚的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放火杀人。夏明翰目睹这黑暗的现实，愤然写下了一首讽刺画配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叩头。”把军阀政客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他看到吴佩孚到夏府拜访夏时济时，祖父打着赤膊，拖着辫子，送吴出门，拱手齐眉，口中念念有词：“坦坦赤心，精诚相送”的丑态时，更是怒火中烧。他冲进厅堂，将吴佩孚写的一幅条幅撕成碎片，撒满一地。自此，祖孙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起来。
1919年夏初，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着全国，也震撼了古老的衡阳城。夏明翰、蒋先云等同学，奋起响应湖南学联的号召，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顿时，整个衡阳古城充满生气。雁峰山下，青草桥头，花药寺前，西湖池畔，到处是激昂的讲演，正义的呼声，爱国反帝的烈火在蒸湘两岸燃烧起来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夏明翰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头，他很会宣传，言词激昂动听，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
1919年6月，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在浮桥公所正式成立，夏明翰当选为第三任总干事，主编《湘南学生联合周刊》。
1919年7月，衡阳掀起了一个查封日货运动。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衡、夏明弼等，把家里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运动，把查到的日货，统统搬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他拿起火柴正要点火时，忽然看到手中的火柴又是东洋商标，气愤地把火柴往日货中一丢说：“谁想用洋货剥削我们，侵略我们，就叫他像洋火一样，在中国人民的怒火中烧毁！”说罢，借来一位老人吸烟的纸捻，把日货点燃了。顿时，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烈焰冲天，把黑沉沉的夜空照得通亮。
次年3月，参加湖南省学生赴衡驱逐张敬尧请愿团的何叔衡等来到衡阳，他到衡阳后，在联络学生的同时，还不断拜访夏时济等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以争取他们支持学生的驱张斗争。夏明翰对何叔衡去拜访祖父这样的顽固派很不理解。在一天晚上，他气冲冲地跑去质问何叔衡：“你是何许人也？为何跟夏时济勾勾搭搭？”何叔衡知道他产生了误解，便耐心地和他讲解了联络各界人士驱张的重要性，夏明翰从何叔衡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同时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他不仅不再反对做祖父的工作，而且予以多方的配合，终于促使祖父领衔向全国发出了支援驱张的通电。从此，衡阳驱张运动的声势更大，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学生运动方面发展。这件事，对于夏明翰的教育非常深刻。
这年夏天，爱国反帝和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犹如湘江滚滚河水，冲击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墙脚，斗争更尖锐了。一些奸商、绅士、官僚，疾首痛心，大骂学生。尤其对夏明翰这位学生运动的领袖，更是恨之入骨。他们纷纷要求夏时济严加管束。为此他还真的被祖父关了起来。这更引起他的愤怒，决心与祖父决裂。一天晚上，他乘机逃脱，并砍掉了被祖父看成官运亨通、兴旺发达象征的一棵桂树，这是夏明翰誓与封建家庭决裂的见证。自此，夏明翰愤然离开夏府，一去而不复返。
1920年秋天，夏明翰带着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胜利喜悦，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了全省革命活动中心长沙，并认识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培养党团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21年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的亲自培养、教育和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明翰在自修大学学习期间，非常用功，曾担任过学习小组长，负责辅导低年级同学，还兼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编辑，谢觉哉曾生动描述道：“夏明翰同志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永远是鲜明的。初看到夏明翰同志是在湖南自修大学，一个人俯着头在阶沿上，似乎有好几个月没有理发，像一堆乱草掩蔽了头脸。……我疑其为人粗豪难近。不久认识了，与所想相反，他是一个无疾言、无遽色；从不显示其所能的人。”夏明翰除了努力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和博览群书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短文和小说，发表在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上的《死后的回忆》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小说中以妹妹珠蕾被迫害而死的铁的事实，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由何叔衡任主任，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导主任。夏明翰教学十分认真，也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深受学生的爱戴。他还认真整理有名教师的专题讲演记录，并交报刊发表。由他整理发表在当时《大公报》上的讲演稿有《近代欧洲文学史概论》、《注音字母与汉字》、《低年级的文艺》等30多篇共达十余万字。
在革命的洪流中，夏明翰显示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刚毅的性格和组织才能。“党需要办的事就要认真地去办，坚决把它办好。”明翰始终把这一句话当做实践的准则，行动的指南。1923年11月，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被赵恒惕下令查封，中共湘区委将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转移到新筹办的湘江中学，夏明翰欣然接受了去这所学校教数学的任务。教数学对于明翰来说是个新课题，为此，他努力钻研数学，从头学起，不懂就问，算错了重来，连手掌都成了作业纸，一条条定理，一个个公式，深深印在脑海里，他写的教案，整整齐齐，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学生们还送给他一个新奇的外号，叫做“三晚老师”，因为他为了教好数学，下办公室晚，吃饭晚，睡觉晚，有时加班加点，彻夜不合眼。到了教三角、几何的时候，他发给每个学生数根长短不同的筷子，每根筷子上刻有不同的记号，在课桌上组成三角形、菱形等各种图样，然后看图理解和运用。他这样因陋就简创造的新教具、新教法，深受学生欢迎。对于夏明翰在湘江中学的教学情况，谢觉哉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党办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他没有教过数学，但为了对学生负责即是对党负责，他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的教授者。”
夏明翰在湘江中学的这段时间里，除出色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担任省学联的干事长，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1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和庞人铨领导华实纱厂的两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发年终加薪，遭到省长赵恒惕的逮捕和杀害。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反击赵恒惕高压、屠杀政策的斗争。他怀着悲痛悼念黄庞二位无产阶级勇猛战士的激情，写下了题为《江上的白云》长诗一首。他面对湘江、楚天，在哭泣，在呐喊：
……
同志们啊
你们在那里奔走呼号，
这里也听得见你们的声音，
一层一层的白云，
把不尽的长天遮住，
我想看见你们，也看不清！
但是，我耳朵里欲听得见你们呼号的声音；
心头上，欲想见你们奔走的情形。
我羡慕你们的牺牲；
我羡慕你们的猛勇！
……
听！湘江的水声：
前头的去了，后面不断的逐着奔放。
看！那天上的白云！
上面的散了，底下不尽的浮着堆上，
前面的呐喊快止了，
后面又继起了摇天动地的哭声。
前面的血快暗了，
后面的热泪，又海放江奔，
一点一滴，一寸一尺，
一分一秒，一时一日，——前进不已！
到将来，自然有那光明灿烂的世界，
做我们的坟墓。
……
这首诗曾刊登在当时的上海《劳动周刊》上，为人们所喜爱和传颂，它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中一首悲壮的战歌，是沉痛悼念前驱者的挚情的挽词，也是夏明翰在革命风雨中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纯真志愿。
1922年10月，夏明翰和罗学瓒按照中共湘区委的指示，曾领导和组织长沙人力车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第二年6月，他又领导外交后援会进行反帝斗争，抗议日本枪杀中国人的罪行。这次反帝斗争，由于赵恒惕的镇压，外交后援会于6月8日被军警解散，郭亮、夏明翰等人因被省长公署张贴告示捉拿，不得不暂时转移和隐蔽起来。
夏明翰在团省委工作期间，谢觉哉曾这样回忆道：“他经常担任指导青年参加政治活动的任务。经过几次斗争之后，能力更有进步，又渐渐参加了工运工作。后来什么地方需要人，他就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湖南的党员少，工作多，工作来了谁适合就调谁去。1920年到1924年间，明翰同志参加过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
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湘区党委即派夏明翰到长沙地方团委会工作。1923年10月至1925年1月，夏明翰先后担任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委员，团湘区执行委员会一、二届委员，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委员，主持过宣传、学运工作，并兼管政治和妇女运动；还被推为团湖南区代表，出席团中央扩大会。他的工作，得到当时的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林育南等的肯定，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均甚合当。”1924年寒假将至，各校学生均要回家，他认为乘此机会教育青年认识社会状况，参加实际斗争，是学联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连夜赶写了《寒假期间同学们回家去应该做的工作》一文，登载在学联的周刊上。文章要求大家利用假期回农村的机会，“尽一点改造创造之责”，把宣传新文化，“改良那些旧社会的恶习，启发农民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我们青年应有的责任”，鼓励大家联合广大工农群众，“对于那些阻滞人类进行的蟊贼下讨伐会！猛力进攻”。他满腔热情地希望青年同学们“和农民们、工人们郑重的携着手……共赴光明的大路。”“如能努力坚勇去做，虽是密密重重的广大黑幕，也要发出一线微弱的曙光。”这年12月，夏明翰因担任中共湖南区委执行委员，工作过忙，不得不辞去团的职务。从此，他离开团省委，投身于中共湖南区委的工作。
夏明翰离开团省委，调到了中共湖南区委以后，就被派赴浏阳从事建党工作。浏阳地处湖南东厢，浏西与长沙接壤。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新思想在这里颇有影响，长沙的革命风暴往往在这里掀起层层波浪。早在1921年，夏明翰即奉党组织的委派，接受浏西金江高等小学堂聘请，以国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以陈章甫等青年教师为骨干，利用浏西金江小学作据点，推动全县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革新，并结识了一批进步分子，在这里，夏明翰成了毛泽东为首的湘区党委的联络员和代言人。这次，再度来到浏阳，工作颇为顺利。1925年5月，在安源工人周克明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在浏阳北乡毛公桥刘家庵建立了浏阳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夏明翰在支部成立会上说：“我们这个支部命名为浏阳特别支部，这是浏阳农村党支部建立的开始，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村将要掀起一个大革命风暴，因此，要积极发展党和农民组织，进行各种斗争，迎接革命新高潮……。”此后，在他主持组织下，沙蕉、东山里和北盛高小等党的基层组织相继成立。
1925年秋，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和湖南省委的同志谈了形势和任务，特别和负责农委工作的夏明翰，谈了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不久，毛泽东便去了广州。夏明翰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农运处于秘密和半公开时期，他就注意农会组织的发展和农运干部的培养，积极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又仿照广州农讲所的样子，在各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区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不到一年时间，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40多万人，受党影响的农民群众在百万以上。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它犹如暴风骤雨，把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打得落花流水。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了武汉，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进入了蓬蓬勃勃的高涨阶段，负责湖南省农委工作的夏明翰和省工委的郭亮请示省委决定，于1926年12月1日，联合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大会进行了26天，农民代表一致提出了减租废押、解散团防、铲除土豪劣绅和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的要求。大会进行中，获悉毛泽东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立即向毛泽东发出：“盼即回湘指导一切”的电报。毛泽东于12月中旬回到长沙。他在大会上，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夏明翰、易礼容和柳直荀共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40多个决议案，交大会讨论通过。这些决议案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利益和农村革命工作等问题一一写了进去。大会发表了宣言，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推动了湖南工人、农民运动的发展。
第二年的1月至2月间，为了支持农民斗争，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各种责难，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以极大的热情总结了湖南农民斗争的情况。在此期间，夏明翰学习毛泽东的考察方法，两次到湖南各县进行调查，又派人先后四次对其他地方的农运情形作了考察。他还以中共湖南区委的名义，主持写出《1927年1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其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会进攻之包围中，我们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幼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限制贫农。自润芝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已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之错误观点矣。”在武装农民问题上，他认为：“梭镖队是当前农民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主张农民群众的普遍武装，”虽曾被个别省委领导讥笑为激烈的“梭镖主义”者。但手执梭镖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军，在反动派枪声响后，却给了反动派以英勇的还击。闪光的梭镖如林，战斗的歌声如雷：“梭镖响堂堂，农民齐武装。砸碎旧世界，人民得解放！”北起洞庭湖，南达九嶷山，东至浏阳河，西到雪峰岭，到处响起彻耳的歌声。夏明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梭镖队伍中，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这支战歌前进。
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日，夏明翰和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了。在清水塘四号的洞房里，仅摆设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凳，虽然简单朴素，但师友云集，十分热闹。何叔衡、李维汉、易礼容、郭亮、龚饮冰、谢觉哉等都来贺喜了。他们在帐帘两边挂了一副别出心裁的描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给这对患难夫妻以温暖和鼓励。
1927年春节前夕，夏明翰夫妇搬到望麓园一号，和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个院子里，欢度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同年2月，毛泽东回到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夏明翰应毛泽东之邀，来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有时还到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作报告。
这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非常悲愤。他在一张载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民国日报》上写下了两句话“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但怎样才能“斩蒋贼头”呢？夏明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决定投笔从戎。他从国民革命军工作的老同学蒋先云那里，搞来一套军装，毅然参加了北伐军，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任宣传部长。在送别蒋先云出师以后，他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
1927年6月，党将夏明翰调回湖南工作，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夏明翰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8月，根据临时中共政治局的决定，湖南省委由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9人组成。这时的长沙，正处在马日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野蛮屠杀，还在继续进行；反革命的鹰犬遍布城乡，济阳门外识字岭每天都响着杀害革命同志的枪声。中国共产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夫妇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宿地点。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返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装扮成农民、商人，奔走于长沙郊区，向党的基层组织宣传、组织秋收起义。这时，他又鼓励自己的亲人，参加武装斗争。
10月间，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计划以平、浏为中心，继续组织起义，以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夏明翰肩负这一重任，走向新的战场。
他来到平江县委机关的驻地——金窝，与省委派来的李六如、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共同策划成立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担任主任，毛简青代表县委进行领导，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对于夏明翰来平江后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况，谢觉哉在《毛简青传略》中有如下的叙述：
“1927年是以东乡的长寿、献忠、嘉义，南乡的狮村、安定，北乡的虹桥为游击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国民党匪军及恶霸地主组织的挨户团。不数月，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的武装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门一步。这些成绩，毛简青、夏明翰之力也。”
夏明翰在平江组织了暴动以后，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浏阳，同济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暴动队长慕容楚强等研究夺取北圣仓团防局枪支的计划。当时，北圣仓团防局有40多条枪，是一伙势力较雄厚的地主武装，而暴动队只有一条枪，强夺硬攻肯定是做不到的。夏明翰同意他们用“智取”的办法。于是，派出一批精干的小伙子四乡活动，相机夺下乡小股团丁的枪支。一天，团防局一个排长在蒿山路旁的酒店里，发现夏明翰与潘心源等3人，他一面与夏明翰纠缠，一面派人往团防局报信。夏明翰示意潘心源，当即夺了这个排长的枪，然后将他捆了起来，并根据他的口供，组织暴动队在半路伏击前来接应的十几名团丁，全部夺了他们的枪支。浏阳暴动队的武装，很快又发展起来了。
1928年初，党派他到湖北担任省委委员，他肩上担子更重了。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夏明翰见到了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并通过关系在一个湖南商号住了下来。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派李维汉来到武汉，同郭亮、夏明翰研究取消两湖年关暴动的问题，并分别将决定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制止了这场不顾敌情而盲目计划举行的暴动，避免了流血牺牲。
元宵节过后，夏明翰从湖南商号搬到了东方旅社，并同当时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的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取得联系。当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回到东方旅社正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敌军兵警闯了进来，将夏明翰团团围住。敌人妄图从夏明翰这个共产党的“大官”身上，搜出重要的机密文件，便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遍，结果只搜到了一个手电筒，一块怀表，此外，还有他戴的一副近视眼镜。
夏明翰被关在监狱里，仅两天就遇害了。这两天，他除了同审讯他的审判官进行斗争，并忍受各种酷刑外，还用颤抖的手，拿起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了最后的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印。
难友们把夏明翰写的三封家信偷偷藏好，秘密地辗转出牢房。后来又经过无数曲折，才传到亲人们的手里，这时信封信纸都快磨破了。后来，这三封珍贵的家书还是被国民党查获，烧毁了。虽然反动派毁掉了信件，却怎么也毁灭不了人们的记忆！烧毁不了革命者感人肺腑、激励后人的事迹和精神，它始终鼓舞亲人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经过半世纪的风云，夏明翰的亲人还能默念出那血泪写成的诗一般的语言。
1928年3月20日清晨，威武不屈的夏明翰被刽子手们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敌人要他下跪，夏明翰拒不屈服，连腰也不弯，像南岳衡山一样巍然屹立着。执行官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要讲时，夏明翰大声说道：“有，给我纸和笔！”这时，他真有千言万语要讲，云天万里，关山阻隔，极目远眺，大夜弥天，对党对同志，还有那苦难深重的几万万同胞，他有多少知心的话要说要写；对敌人、对那可耻的叛徒，他有数不清的诅咒。他静思片刻，用带着铁铐的手，饱醮着浓墨，不，饱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写下了那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这首诗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崇高信念！他真不愧为“党员的模范”、“人民的模范”。后来，著名的诗人萧三回忆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四句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的言行一致。”
夏明翰壮烈牺牲后，谢觉哉等同志组织工人把他的遗体从敌人手下偷运出来，安葬在汉阳城外长江边的鹦鹉洲。
英雄虽逝，然浩气长存；英烈岂消，凭事迹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