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8岁丧父，依靠其母帮佣的微薄收入维持母子生活。他9岁进小学读书。由于自幼接触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他痛恨“世道之不平”。13岁时，张太雷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即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他与先期入校的瞿秋白在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下，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抨击时弊，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张太雷和瞿秋白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是年暑期，两人为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而受到校方警告，张太雷和瞿秋白遂愤而离校。
张太雷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在天津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张太雷通过一位名叫福克斯的教授，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并从他那里不断地得到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深受教育和鼓舞的同时，秘密翻译了这类书刊，分送给同学好友阅读，借此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周恩来等在南开学校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张太雷则在北洋大学发起组织了“社会建设会”，还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他率领学生去北京请愿，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张太雷和周恩来结下了战斗友谊，并和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毕业，选定了走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初，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维金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张太雷以《明星报》职员为掩护，替他们当英文翻译，陪同其会晤李大钊，讨论中国建党问题。尔后，他又陪同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商量中国的建党问题。在上海，张太雷与俞秀松等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团员。在天津，张太雷又发起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1921年6月，为了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又陪同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与李大钊等再次会谈，转而赴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张太雷受命负责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张太雷主持会议，致开幕词，作团纲和团章草案的报告，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还参与筹备并参加了党的第二、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1925年1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青年团三大，并作政治报告。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张太雷是第一位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3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俄国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6月22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他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翌年2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积极致力于中国青年团与少共国际的联系，先后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三大、四大，并连续当选为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1月21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张太雷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参加了列宁的葬礼。
张太雷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促使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受党的委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以超人的精力搜集和整理资料，终日忙于翻译，陪同他们不断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为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起了积极作用。他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一起，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他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1923年8月，张太雷作为翻译参加了孙中山派出赴苏考察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窃取了要职，策划制造“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员。张太雷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在《人民周刊》上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击中了蒋介石等右派的痛处。为此，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破口大骂张太雷。张太雷再次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蒋介石的谬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发布“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27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张太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张太雷和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成立了由瞿秋白主持工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太雷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被中共中央派到广州领导武装起义的。11月，张太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残酷镇压，会议根据粤桂军阀战争爆发、广州城防空虚的有利时机，决定让张太雷担任总指挥，前去广州组织武装暴动。会议结束后，张太雷吻别刚出世不久的孩子，便匆匆从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广州。
此时，驻守在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遣大批军队前往肇庆、梧州与桂系军阀作战，留守在广州城内的士兵不足1万。张太雷到达广州后，立即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由他和黄平、周文雍3人组成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确定以国民党军队中的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为对象，争取其中大部分具有革命倾向的官兵组成起义部队的武装核心力量；同时指定周文雍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并按不同行业和相近区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配合作战。为此，张太雷分别召开了军队革命代表和工人赤卫队干部动员会议。他在军队革命代表会议上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讲述了暴动的计划和部署之后，以激昂的语言进行鼓动：“同志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有圣彼得堡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沙皇的作战部队，终于取得了革命成功。现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确定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特务营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力量，再加上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配合作战，我们也会像俄国一样，赶走军阀，建立起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与会者听着张太雷铿锵有力的讲话，一个个热血沸腾。
暴动原计划在12月12日举行，但是由于为起义储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获，革命军事委员会毅然将举行暴动的日期提前一天，并将决定报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2月10日晚，张太雷召开有恽代英、聂荣臻等参加的省委军事会议，研究了敌我情况，会后又通知留守在香港的叶挺，立即前来广州指挥作战行动。12月11日凌晨2时许，满怀革命豪情的张太雷身着草黄色俄式军装，腰间插着手枪，同叶挺、周文雍、恽代英等人乘车来到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他向教导团的革命官兵作了武装暴动的紧急动员，并就地处决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3时30分，随着叶挺一声令下，全团官兵向空中施放排枪发布暴动信号，一时间，清脆的枪声划破沉寂的夜空，广州工农兵武装暴动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枪声震惊了居住在广州郊外东山别墅的张发奎、陈公博（广东省政府主席）、黄琪翔（第四军军长）等反动头目。当他们得知广东省省长公署等大部分政府机关已被教导团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所攻占，便仓皇地找了几条电船往珠江南岸逃去。11日天亮前，广州市内除第四军军部、中央银行等少数敌人据点外，都为起义部队所占领。清晨6时左右，起义部队攻占了敌人最后的堡垒广东省公安局，并在那里设立了起义部队的总指挥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张太雷激动地将亲笔书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匾悬挂在总指挥部的大门上。这时，广州的市民们纷纷赶来围观，雷鸣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家热烈庆祝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在广州诞生。随后，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广州苏维埃宣言》，并宣布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政府主席为苏兆征（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为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叶剑英任工农红军副总司令。
暴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战斗并未就此结束。困守在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还在进行顽抗，断断续续的枪声使张太雷深感暴动后的形势仍是十分严峻。他清醒地估计到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脱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必然会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而起义部队不仅人数处于劣势，而且缺少武器弹药，加之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是难以抵御敌人疯狂反扑的。为此，他于11日晚上召开指挥部紧急会议。会上，国际代表罗德曼与叶挺在战斗部署上发生严重分歧。罗德曼认为革命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主张迅速调集起义部队渡过珠江向集结在南岸的张发奎部队发动攻击。而叶挺则认为敌我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盲目进攻等于自杀，因此主张及早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去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向傲慢自大，以太上皇自居的罗德曼不仅听不进叶挺的正确意见，反而粗暴地指责叶挺的主张是逃跑主义，是想去农村当“土匪”。主持会议的张太雷听了双方意见，并未立时作出决断。但他的内心是同意叶挺主张的，因为他深知广阔的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强大根据地，起义队伍在那里立足生根，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而他又不得不恪守党内的纪律，即“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共产国际”。罗德曼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太雷不得不顾及其威信。为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批评罗德曼，而是通过与到会的同志集体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三条决议：1.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基础，迅速扩建工农红军；2.继续肃清盘踞在市内的残敌；3.将战线推移到郊外农村。这3条决议中的最后一条是完全符合叶挺要求撤往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的。然而战斗的形势瞬息万变，12日清晨，紧急会议作出的决议尚未往下贯彻，敌人就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强渡珠江，向广州市区扑来。起义部队在叶挺和叶剑英指挥下，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西濠口、观音山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设于苏维埃政府内的起义总指挥部也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势之中。是日下午，“誓死保卫苏维埃政府群众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内举行，张太雷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广州全体工人阶级紧急行动起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作殊死斗争。演说完毕后，张太雷接到工农红军参谋长徐光英的紧急报告，说溃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重新集结部队在天字码头强行登陆，渗入市区的一小股敌人已向苏维埃政府逼近。张太雷深知苏维埃政府是起义总指挥部的“心脏”，绝不能落入敌人手中，于是偕同国际代表罗德曼登上敞篷汽车赶去指挥战斗，然而在驱车途中却被潜伏的敌人开枪击中而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张太雷的不幸牺牲，使广州起义骤然失去指挥的核心。此时敌人已大批攻入市区，起义部队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匆忙撤退，虽然一部分士兵和赤卫队员仍在市内作英勇抵抗，但是终因弹药不继而全部壮烈牺牲。震惊国内外的广州起义失败了。然而，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撤出广州的工农红军分别向东江、北江转移，一部分到达海陆丰，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部分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到达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会合后一起上了井冈山。
张太雷牺牲后，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2期发表《悼张太雷同志》的文章，高度评价张太雷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1987年12月，为纪念张太雷牺牲60周年，邓小平亲笔为“张太雷故居”题写了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