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初，原名刘德元，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刘家庄一个农民家庭里。1915年，他在平度城知务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高密县农民为讨伐卖国贼袁世凯而组织的义勇军。1918年，他考入济南齐鲁大学预科。1919年，他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反动当局勒令退学。1921年承友人介绍到黄县崇实中学任教。1922年参加上海基督教举办的《李提摩太奖款征文》活动，获第一名，后被选送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到北京后，他很快与李大钊领导的学运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5年夏季，他到镇江润洲中学任教，继续组织青年学生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他到达广州，先在岭南大学附中任教；不久，参加北伐军。这年冬天，他随北伐军达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兼任政治部的刊物《血路》的副主编，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1月，经王海萍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根据党的指示，先到江苏省委工作，后又经上海去福建，1928年9月，福建省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他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28年冬，刘谦初奉党中央之命到山东工作。他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助教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军阀陈调元和汪精卫改组派统治山东，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的处境很危险。刘谦初住在大明湖附近的东西菜园子街。他居住的那间屋子临街的窗户上，总是放着一盆花、一条肥皂或是一挂辣椒作为警号，一有情况，就马上把东西拿掉，暗示来联系的同志不要进来。

    面对险恶的环境，刘谦初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起草文件，撰写材料，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传达中共中央领导指示，组织对敌斗争，指导党建工作。仅11、12月两个月，他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28封指示信。

    为了党的工作，刘谦初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冒着危险，来往于济南、青岛、淄博。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帮助各地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他深入工矿了解工运情况，组织、宣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很快，山东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29年4月，刘谦初、刘晓浦、王进仁三人重新组成山东省委，刘谦初任书记兼宣传部长。

    6月的一天，刘谦初接到党中央的通知，要他去青岛组织总同盟罢工。刘谦初向省委秘书长刘晓浦及担任妇女部长的妻子张文秋（化名陈孟君）简单作了些交待，就急忙赶赴青岛。

    刘谦初一到青岛，立即向青岛的党组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工人兄弟中进行罢工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总同盟罢工斗争的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7月初，声势浩大罢工号角吹响了。这号角震撼着山东大地，鼓舞着全国工农。

    刘谦初怀着胜利的喜悦离开青岛，返回济南。可当他一踏进济南时，得知省委机关又遭破坏，刘晓浦和张文秋不幸被捕。面对这一突然事变，他沉着、镇定，机警地来到秘密联络点——广智院。在广智院负责人的掩护下，暂时隐蔽了起来。

    过了一个月，风声渐平，刘谦初决定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8月6日，他换了身白色衣裤，剃光了头发，装扮成农民样子，坐上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准备经青岛去上海。可哪知道，敌人的密探正四处缉拿他哩！

    火车刚到明水车站，两个密探拿着照片对上了刘谦初，不由分说把他绑下了车。

    敌人把刘谦初押到警备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个多月前被捕的刘晓浦及自己的妻子张文秋。趁敌人还没吆喝“过堂”，刘谦初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刘晓浦跟前悄悄地讲了几句，又走到妻子张文秋跟前低声说：“万一照片对出来，我是准备牺牲了，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拿到你的证据，你不承认，他们没有办法。”

    刘谦初第一个被叫进去“过堂”。敌人急着想弄清他的身份并得到有关情况，他刚进门，“嘭”的一声，屋门死死地关上了，一群凶恶的刽子手围了上来，皮鞭、木棍朝着他狠狠地抽打。

    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刘谦初视死如归。不管敌人怎么拷问，他只是说自己叫黄伯襄，是齐鲁大学的助教。“过堂”持续了一个小时，敌人连他的真实姓名都没弄清楚。

    “乓”的一声，屋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拖出血肉模糊的刘谦初。他，衣服被撕烂了，血好像从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光着脚板，每挪动一步就留下一个血的脚印。张文秋一下子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他。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刘谦初很镇静地安慰妻子。

    敌人拖着他走向大门口。快出门时，刘谦初又回过头来朝张文秋喊道：“我没有关系，不要紧的，你好好保重身体。”并用坚定的目光，鼓励同志们坚决斗争到底。

    刘谦初被带走后，刘晓浦、张文秋等一个个被叫进去“过堂”，一个个都挨了毒打。大家都像刘谦初那样，为保护同志，宁死不屈。敌人在拷问张文秋时，威逼他承认丈夫黄伯襄就是刘谦初的化名。张文秋一口咬定自己的丈夫就叫黄伯襄，敌人用压杠把她压得昏死过去，也没得到半点情况。

    在警备司令部里，刘谦初还单独被审问了3次。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办法，坐铁笼、上压杠、灌辣椒水……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匪徒们感到束手无策了。

    过了几天，刘谦初又被叫去“过堂”，同去的还有刘晓浦、张文秋。奇怪的是，不是被押到审讯室，而是把他们押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会客厅里。正在他们纳闷的时候，忽然门打开了，从内屋走出两个人，他们一面走，一面皮笑肉不笑地对刘谦初说：“谦初，你看看，我们是谁！”

    刘谦初一看，原来是大革命失败后投降国民党的叛徒殷均才和吴保甫。刘谦初面对这两个败类，昂首挺胸，大声骂道：“原来是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

    刘谦初的真实身份被叛徒证明了，敌人立即把他关进了监狱。刘晓浦、张文秋也一并被关了进去。

    在狱中，刘谦初脚戴重镣，又屡受酷刑。妻子张文秋见到他遍体鳞伤，忍不住哭泣，他安慰妻子说：“不要哭，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不久，因敌人未掌握张文秋的证据，她被释放出狱。刘谦初仍被敌人严加看管。

    坐牢期间，刘谦初始终不忘党的工作，不忘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在狱中写道：“无事何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流变洪流。”抒发他对党忠贞不渝的深厚感情，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在阴暗的牢房里，他还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组织难友学习马列书籍，并参与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还用秘密方式向党中央、省委写信汇报狱中斗争情况。他把生命系在中国革命的脉博上，直到最后时刻。

    党中央时刻关怀着被捕的同志，曾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并利用各种渠道，将书籍、报刊、衣服、食品等送到狱中。周恩来曾以刘谦初爱人的名义，每隔一、两个月寄信一次，并送些衣物和食品，大大鼓舞了刘谦初和狱中同志的斗志。

    1931年4月5日，敌人要处决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临刑前，他通过地下党组织送给他的妻子张文秋一份遗书，写道：

    我现在临刑时，

    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

    望你不要为我悲伤，

    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

    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刘谦初在临危时刻仍惦念着党的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临刑的时刻到了，刘谦初和难友们带着沉重的镣铐，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最后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牺牲时才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