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畴，1898年3月8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魏家村一户农家。他3岁丧父，由母亲和祖父母抚养成人。14岁时，由家庭包办，与同村姑娘何玉杰成婚。
1919年春，魏野畴进西安三秦公学读书。在这里，他和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同窗好友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和熏陶，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参加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反对陕西督军陆建章祸陕殃民的爱国运动。
1917年春，魏野畴中学毕业后，和同学相约，到文化氛围浓郁的北京上大学。由于家境贫寒，路费拮据，他以步当车，徒步近千里走出潼关。才购票乘上了火车。在北京，魏野畴报考了4所大学，全部考中。只因囊中羞涩，他选择了免收伙食费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史地部就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魏野畴是身先士卒的爱国学生。他和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昔日同窗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等人一起，团结陕籍学子，编辑出版《秦钟》月刊，要用警世钟声唤醒秦人的爱国情、民族心，让地处大西北的故乡感受到时代脉搏的颤动。当陕西省教育当局对进步教员和学生打击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魏野畴等不但在《秦钟》上进行揭露，还联名写信给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对他进行谴责和抗议。
1920年冬，魏野畴加入了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早期团员之一。
魏野畴在贫瘠的物质生活和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读完了4年大学。那时，他求知若渴，酷爱读书，有空便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由此认识了图书馆长李大钊和管理员毛泽东，和他们的交往攀谈使魏野畴受益匪浅。为了挣钱买书，他挤出课余时间勤工俭学，翻译外文资料和写稿。用了几年时间和心血，在收集大量资料、认真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他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书稿。这本书在他牺牲两年之后才在友人帮助下得以出版。看过这本书的毛泽东在1962年和孔从洲将军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
1921年夏天，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陕西。应华县咸林中学之邀，到该校担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上任伊始，便从教材入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给学生灌输封建主义，是“草菅人命”，是“误人子弟”，是“无异把大粪给学生吃”。他利用教务主任之便，在学校教学中增开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新课程，加大英语、体育的教学分量，在国文、历史课中充实了全新的内容。魏野畴认定，教书就是育人，学校要出人才，不能出书呆子，学生不能囿守书斋，要走向社会。他指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等团体，鼓励学生到广大农村去宣传启发农民大众。
魏野畴在咸林中学的一系列改革行动，被封建势力的卫道者们视若洪水猛兽。一年后，他被排挤出了华县。于是他重返北京，潜力修改《中国近代史》书稿。在此期间，他又与刘天章、李子洲、杨仲健等发起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为《共进》杂志写了十几篇反帝反封建的檄文。魏野畴的人品、才情和勇气甚得李大钊的赏识，1923年春，李大钊和刘天章共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应陕西榆林中学校长、进步人士杜斌丞之邀，魏野畴来到塞上榆林，任榆中国文、英语教员。革命者的特点是不甘沉默。他自到任之日始，便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思想。他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向导》、《新青年》、《共进》等介绍给刘志丹、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霍世杰等进步学生，带领他们编演话剧，开办贫民学校，在城镇、农村演讲宣传，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启蒙。魏野畴的革命活动犹如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心坎上楔进了一颗铁钉，使这个横霸一方的“土皇帝”心痛难忍，意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他设置了许多阴谋，使魏野畴辞职离开。魏野畴虽然离开了陕北，但他教过的学生们却牢牢铭记着他的教诲和勉励，有数十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脊梁和中坚。
魏野畴回到西安后，先后在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职。1924年夏，他和团中央派回陕西的共产党员武止戈一起，在西安成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将高克林、张含辉、焦启凯、何挺杰等20余人吸收入团。
1925年5月，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士兵打伤省立一中数十名学生，激起群愤。魏野畴领导团组织和学联鼓动各学校师生罢教罢课，发起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他亲率驱吴请愿团北上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支持驱吴斗争。杨虎城在师生的革命热情感召下慨然应允，并聘请魏野畴担任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7月，吴新田在西安军民的一片喊打声中败退汉中，西安人民从直系军阀践踏下获得了解放。9月，魏野畴、雷晋笙等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不久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支和中共西安地委，魏野畴任特支和地委委员。
1926年1月，魏野畴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等进行交谈，请教广东、湖南等省开展农运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办，魏野畴受命选择北方学员。他专程赶往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选取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前往学习。这一期结业的有乔国桢、霍世杰等16名陕西学员，后来，他们在陕西的农民运动中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成为叱咤风云的“农运大王”。
从4月到11月，西安人民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抗击直系军阀刘镇华的反围城斗争。在这艰苦的日子里，魏野畴积极协助守城将领李虎臣、杨虎城运筹帷幄，领导党团员和学生筹粮济困，鼓舞斗志，坚定守城退敌信心。他还冒险出城，游说驻关中的国民军各部策应、协同守城部队在外围作战。西安军民最终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撵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取得了反围城的胜利。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并负责主编《新国民军》报。在苏联顾问指导下，他以政治部的名义，按照苏联红军的办法，选派一大批中共党员到各军、师、旅、团、营组建政治机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党团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有的党员还担任了排、连、师长等军事实职，使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魏野畴分管宣传工作。他和省委书记耿炳光、组织委员李子洲共同主持了陕甘区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到军队中去”、“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区委改组了西安、绥德、渭南地委、建立了三原、延安、榆林地委，在全省成立36个特别支部。区委还协助国民党省党部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创办了培养政治、军事人才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邓希贤（邓小平）等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由魏野畴领导的陕西《国民日报》和中共陕甘区委机关刊《西北人民》，成为宣传国共合作、弘扬北伐战争、指导工农革命的喉舌和号角，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在大革命的浪潮激荡下，陕甘两省40余县建立了党团组织，党团员分别超过2000余人。陕西全省的农会、工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短短数月，农会就遍及60余县，会员近40万人，成为革命高潮的省份之一。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葬送了大革命的成果。冯玉祥也追随蒋介石反共，严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陕西开展活动，强令解散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以及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并指令部队开赴河南参加军阀战争。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魏野畴千方百计保存下了许权中旅这支由共产党员掌握的武装力量，为次年的渭华暴动奠定了基础。
是年8月，魏野畴担任了在河南商丘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时值第十军军事失利的困难关头，他帮助杨虎城军长谋略筹划，把部队撤至豫皖边境安全地域休整。当时豫皖境边有4支杂牌部队，均受蒋介石的轻视和排挤。中共皖北特委准备促使他们的联合，相机进行改造。魏野畴参加了组织联络工作，沟通了几支部队中中共组织的联系。10月，在中共皖北和魏野畴的建议、促请下，十军和高桂滋的十九军协同作战，全歼据守阜阳县的奉系军阀1个师，清除了奉系在皖西北的势力。年底，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委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书记，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在特委领导下，太和、阜阳、蒙城、颖上、凤台等十几个县相继建立了县委或党支部，党团员由100余人发展到千人之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地主豪绅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魏野畴派往基层发动群众的大批中共党员中，女党员谢葆贞不久和杨虎城将军结婚，她对杨虎城后来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影响甚大。
中国共产党在皖北的活动，引起当地封建反动势力的仇视和蒋介石的注意，杨虎城被召往南京述职，代军长孙蔚如顶不住压力，只好将魏野畴等中共党员“礼送出境”。
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1928年2月9日，魏野畴在太和县城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与会代表共有70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通过了在皖北举行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魏野畴任书记。会议开到次日凌晨结束，魏野畴当即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安徽省委、河南省委写了书面报告，并请求派员指导。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中进行。临时特委机关迁往阜阳城里一个党员家里，代号“万德胜”。魏野畴着手对起义立足点王官集、行流集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和加强，建立了中共行流集区委和十几个党支部，重点扩大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利用被蒋介石收编的第四十七军（原第十九军）教导团招兵的机会，派党团员、学生和农民打进去，以迅速掌握武装。经过1个月的努力，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人，赤卫队员3000多人。第四十七军教导团的9个连全部建有党支部或党小组，大部分连、排、班长是中共党员。在军部也有党员活动。暴动条件日趋成熟。
4月初，魏野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的训练，是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须条件”。中央的指示，使魏野畴极为振奋，坚定了暴动必胜的信心。
4月8日，正当即将发动暴动的关键时刻，突然获悉第十军中共军委代理书记宋树勋叛变投敌，供出了暴动计划和地下党员名单，同时阜阳地方党内也出了叛徒。军情瞬息万变，急如星火！总指挥魏野畴当机立断，决定在当天晚上发动起义，抢在对手前边。
当晚，大雨倾盆而下，预定的点火信号被大雨浇灭。在城内外各部集结的军民，因没有信号，失去了统一指挥，有的按兵未动，有的各自为战，攻城夺枪，镇压反动军官。在敌军的反扑下，总指挥部被迫放弃了占领阜阳城的计划，500余人的起义部队分两路向西北方向的皖豫两省交界处转移。魏野畴带领的100余人冲出阜阳西郊敌人的封锁线后，向老集疾进，准备与昌绍先、杜聿德带出的350多人的部队会合。未料行军70余里，刚到老集，行脚甫定，即被尾追的敌军谈万国团和地方民团包围，魏野畴、胡景陶、蔡澄波、胡怀西等6名领导者被捕。
临时牢房里灯碗中的油捻亮着昏暗的光。牢房外一片寂静，想必看守已经入梦。戴着眼镜、身材瘦长的魏野畴悄悄挪到胡怀西身边，耳语道：“怀西，该行动了！”“总指挥，我先给你解开。”“不要让了，时间要紧！”他不由分说地命令道。时间的确紧迫！再有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天一亮，真实身份就很可能暴露。能不能跑出去，就在这须臾之间。
绳子绑得好紧，名副其实的五花大绑！指头粗的麻绳紧紧勒在背过去的手腕上，打成死结，因勒得太紧，血脉不通，整个手掌呈青紫色，几乎失去知觉。魏野畴用牙齿去解胡怀西身上的绳结，咬紧一股绳子撕扯，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把那死结松开。胡怀西抖掉身上的绳索又帮魏野畴松了绑。
房顶不高，有一根横梁，当中有一方取亮的天窗。魏野畴准备把胡怀西推到天窗上时，胡怀西推让起来。魏野畴冷峻地说：“你还年轻，走脱一个算一个。你先上去，如来得及，再把我拉上去。”他把两根绳子接在一起，从房梁上甩过去，让胡怀西握住一端，自己扯紧另一端，用尽力气将胡怀西拽到梁上。当胡怀西动手移开天窗玻璃时，一片房瓦落下地来，惊动了看守的民团团丁，门外响起了喊声。魏野畴为掩护战友，抵紧房门，用双拳猛擂房门，把敌人吸引到门外，使胡怀西得以从天窗逃出。
破门而入的民团团丁见屋中仅剩一人，并且绳索尽释，气极败坏地用枪托没头没脑地向魏野畴砸来。匪团长谈万国闻讯赶到，恶狠狠地下令：“留他干啥？！还不拉出去给我砍了！”3个匪徒把魏野畴捆起来拉到村东一片洼地里，魏野畴呼喊着：“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天就要亮了，国民党反动派快完蛋了！”“你们这些禽兽绝没有好！”敌人的枪声响了，魏野畴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地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