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烈士的名字”取得突破性进展！经过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的不懈努力，又有25位烈士名字被找到，其中包括之前确认的第一位烈士陈自玉。再加上已经找到的第二位烈士曹玉文，截至目前，六郎庄烈士墓已经找寻到了26位烈士的名字。

10月中旬，烈士寻访小组前往内蒙古赤峰市，找到了六郎庄烈士墓的第二个烈士名字——曹玉文。通过陈自玉和曹玉文两位烈士的信息，已经可以确定当年参加五塔寺战斗的部队情况。于是，这趟寻访回来，烈士寻访小组把寻找方向转向部队单位。

10月20日，寻访小组的一名成员参加一次业务培训，培训课程安排上显示，其中有一位授课老师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工作。这个单位名字突然启发了她。

“既然是解放军的档案馆，是不是保存有当年那些战斗和解放军战士的档案信息？”这名寻访小组成员难掩激动，一下课，就冲到了讲台前，向授课老师讲述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寻找烈士的名字”的工作，并恳请老师帮忙到解放军档案馆查阅相关信息。这位老师认真倾听，当即答应帮忙。

在这名授课老师的帮助下，寻访小组很快联系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馆方找到了第四野战军革命军人牺牲目录，并允许烈士寻访小组前往档案馆查询。

10月26日，烈士寻访小组来到档案馆。档案按照省份归档，一共厚厚的24本。

每一页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名字，写着烈士的姓名、年龄、所在部队、牺牲时间和牺牲原因。当时的记录是繁体字，数字都是汉字大写，而且还是竖行打印，这给查询带来了很大困难。寻访小组成员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薄如蝉翼、略微泛黄的纸张，目光从每一行字上划过，努力寻找着“四三〇团”“四三一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塔寺”“六郎庄”等关键信息。

烈士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数不清一本档案上究竟印了多少烈士的名字，已经翻阅了一个多小时，关键词仍未出现。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这里写着葬于六郎庙！”大家闻声都凑了上去，只见，一位名叫祝振华的烈士，所在部队是“四三〇团”，牺牲原因是“1948年12月平津战役于北京牺牲，葬六郎庙。”

时间、番号、战役都对上了，但埋葬地点是六郎庙，而非六郎庄。大家想起来，在此前踏查六郎庄烈士墓时，就曾看到过记载，六郎庄有一座真武庙。

“在那个年代，同一个地方，在人们口中有不同的叫法很常见，手工记录也常会出现纰漏。因为村里有座庙，所以记录的人就把六郎庄误写为六郎庙了。”大家猜测着，埋头继续翻阅，看看能不能从其他烈士的信息中得到验证。

“我这儿有一个，河北的，葬于六郎庙！”“我这儿也有了，还是敖汉旗的，也是葬于六郎庙！”发现烈士信息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本辽宁籍烈士档案里，竟然一下查出了10多位葬于六郎庙的烈士。

“看来，六郎庄烈士墓的烈士大多来自辽宁。”寻访小组的一名成员正说着，目光落到一个名字上，定睛一看，竟然是“陈自裕”。

“陈自裕！我看到陈自裕了！”听到这个名字，所有人又围了上来。果然，档案上印着“陈自裕”三个字，与已经寻找到的第一个烈士名字“陈自玉”仅有一字同音不同字，但部队番号、入伍时间、牺牲时间等都一致。写名字时出现类似情况在那个年代非常普遍。再看他的籍贯，写的是“建昌县”，与当时查询到的烈士证明存根上写的“凌源县”并不一致。大家猜测：“这可能是后来地名发生了变化。”

一直查询到夜幕降临，一共寻找到20名与六郎庄烈士墓高度吻合的烈士信息。

从档案馆出来，烈士寻访小组立即上网查询，果然，凌源旧时曾称建昌，而且现在辽宁省也有一个建昌县，紧邻凌源市，所以，“陈自裕”就是“陈自玉”基本可以确认了。更重要的是，“陈自裕”的安葬地点写的也是“六郎庙”，而他的烈士证明存根上写的是“六郎庄”，确定了“陈自裕”就是“陈自玉”，那就更有理由相信，六郎庙就是六郎庄的一种误写了。

第二天，烈士寻访小组又查询到情况高度吻合的5名烈士。其中，有一位名叫武尚书，也是四三〇团战士，牺牲原因是“1948年12月牺牲，葬北京市西郊五塔寺六郎庄”，这里明确写到了“五塔寺”和“六郎庄”，再一次佐证了六郎庙即为六郎庄的猜测。

24本档案查阅完毕，总共查询到25人的信息与六郎庄烈士墓烈士的情况高度吻合。

“我们要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烈士！”从档案馆出来，烈士寻访小组购买了菊花，再次来到六郎庄烈士墓，向烈士汇报寻访进展。“我们找到你们的名字了！”眼里噙着泪，大家在烈士墓前鞠躬、献花。

虽然已经可以基本确定烈士档案里所记载的六郎庙就是六郎庄，但烈士寻访小组还是决定再去六郎庄村原址核实一下情况。在这里，他们果然找到了文献记载里所说的真武庙。

对于六郎庙与六郎庄的关系，寻访小组还向海淀区史志部门求助，经查：六郎庄真武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主持建造者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村人称大庙。该庙与六郎庄烈士纪念碑毗邻，六郎庄烈士纪念碑即由六郎庄真武庙庙碑改刻而成。

但是，在这25个烈士名字中，并没有发现已经找到的第二名烈士曹玉文。经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咨询，寻访小组得知，馆方所保存的是当年中南军区整理的四野部队的部分烈士信息，而曹玉文的烈士证是由华东军区颁发的。“曹玉文烈士的信息有可能在其他军区的档案里。”烈士寻访小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