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寻找烈士的名字！经过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寻访小组坚持不懈的努力，10月中旬，六郎庄烈士墓的第二个烈士名字确定了。他叫曹玉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

北京日报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这场充满艰辛又令人感动的寻访之旅。

9月27日，本报以《寻找烈士的名字》为题，报道了烈士寻访小组为六郎庄烈士墓无名烈士寻找姓名的故事。当时，寻访小组确定了第一个烈士名字“陈自玉”，并发现两位籍贯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烈士，牺牲时间和牺牲地点都与五塔寺战斗高度吻合（此前报道：烈士英名，山河不忘！我们一起，让无名烈士有名！）。9月下旬，烈士寻访小组也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了联系，请当地帮忙核实情况。 

10月8日，五塔寺战斗的幸存老兵马继忠主动联系烈士寻访小组，说出了当年他所在部队的几个主要兵源地，其中就包括内蒙古赤峰市（此前报道：为烈士寻名，有新进展！五塔寺战斗幸存老兵打来电话）。

此时，赤峰那边也传来消息——通过查阅烈士档案和寻访烈士后人，可以初步判断，那两位烈士很可能就是六郎庄烈士墓的无名烈士！

国庆假期之后，烈士寻访小组踏上了开往赤峰的列车，本报记者也一路随行。

在K字头火车上摇晃了一夜，次日早上6点多，寻访小组到达了赤峰。在赤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助下，驱车100多公里来到敖汉旗。这次要寻找的两位烈士，一位名叫石显增，籍贯是敖汉旗兴隆洼镇；一位名叫曹玉文，籍贯是敖汉旗四家子镇。

中午时分，寻访小组终于抵达了兴隆洼镇郭家水泉村石乃玉家。

75岁的老大爷石乃玉告诉寻访小组，石显增是他的二叔，他年轻时听父亲提起过，他二叔早年参军去了，至于二叔是什么时间牺牲的、在哪儿牺牲的，父亲都说不清楚。前些年，他曾见家里有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张烈士证明，但后来因为房子漏雨被水泡了，这份宝贵的资料也损毁了。

带着一丝遗憾，烈士寻访小组下午来到敖汉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想从烈士档案里查到找一些蛛丝马迹。敖汉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此次寻访工作大力支持，已经提前将石显增和曹玉文的档案资料找了出来。

寻访小组查阅发现，石显增的烈士证存根上记录的“生前部队”是431团，“牺牲时间”是1948年，“牺牲地点”是北平，这与五塔寺战斗的烈士信息虽有很强的吻合性，但牺牲原因或地点没有写明是“五塔寺”，本着严谨细致的工作原则，烈士寻访小组暂时没有将石显增确定为五塔寺战斗的烈士。

但寻访小组表示，石显增烈士当前不能确定为六郎庄烈士墓的烈士，但也是为解放北平而牺牲的，他们绝不会放弃这条线索，回京后还会进一步查找、核实相关信息。

紧接着，烈士寻访小组开始核实曹玉文烈士的信息。

此前，寻访小组获取的信息显示，曹玉文牺牲的地点是五塔寺，而牺牲的时间是1949年。又通过中华英烈网进行查询，发现记录的时间依旧是1949年。网站和系统里记录的烈士牺牲时间与五塔寺战斗的发生时间并不一致，所以这次来寻访，他们也想解开这个疑问。

在厚厚的一本烈士档案里，绝大多数人的资料只是一张细长条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存根，而翻到曹玉文烈士的档案时，竟然发现还有两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两份牺牲证明书一份黑白，一份彩色，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工作部开具。

曹玉文烈士的牺牲证明书

仔细查看，发现证明书上清晰地写明：“曹玉文同志於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四五〇八支队任班长，不幸於一九四八年在北京五塔寺战斗光荣牺牲……”牺牲原因、牺牲地点、牺牲时间，全都对得上，当寻访小组把两份证明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两边的骑缝章严丝合缝地对到了一起！没错了，可以确定，曹玉文烈士就是在五塔寺战斗中牺牲的。

而且，之前的疑问也解开了——曹玉文烈士是1948年牺牲的，中华英烈网和内部系统里的记录是手工录入有误而导致与实际的档案材料不符。   

可是，寻访小组还是有一个疑问——根据前期调查，当年参加五塔寺战斗的部队是144师430团和431团，可为何曹玉文烈士的“生前部队”写的是四五〇八支队？虽然部队调整番号很常见，但是，为什么同一批战士，部队名称不一样？

寻访小组继续查阅，又发现了一张写在薄纸上的证明书，是1955年10月8日敖汉旗北大城村人民政府开具的。逐字逐句阅读烈士证明书后发现这样几个字：现今由在原部队给补发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再联想到证书开具的时间是1955年，大家顿时明白了——原来，曹玉文烈士的牺牲证明书是他牺牲7年后才补发的，这段时间里，部队进行了整编和番号调整，补发的牺牲证明书中记录曹玉文为四五〇八支队就并不意外了。 

这份补发证明启发了寻访小组。

在之前的寻访工作中，大家一直在努力寻找430团和431团的去向，但也只是知道一个大致方向，不能明确他们后来究竟改编成了哪支队伍。如今，从曹玉文烈士的档案里发现了“四五〇八支队”这个番号，这就意味着，这个支队的前身很可能就是430团或431团。掌握了这条线索，就有可能进一步寻访到这支部队现在在哪里，并通过部队掌握的原始资料寻找到更多的烈士信息。

根据马继忠老人所说的“赤峰是当时我们队伍的一个重要兵源地”这条线索，寻访小组推测也许还有其他五塔寺战斗的烈士也在敖汉旗。5大本厚厚的烈士有关档案材料摆在了寻访小组面前，大家一一翻阅，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430团、431团、1948年、北平、西直门、五塔寺、控外围”这样的关键词。

近2000名烈士的档案资料查完，夜幕已降临。虽然没能再找到一条能够完全跟六郎庄烈士墓烈士相吻合的烈士档案材料，但是大家发现，有多位烈士的档案里写明，他们是在北平外围战或解放密云时牺牲，这也让寻访小组的成员甚为感怀：“原来，敖汉旗有这么多烈士，曾为解放北平献出了生命，他们为北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北京的恩人！”

敖汉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帮烈士寻访小组找到了曹玉文烈士的亲人——他的弟弟曹玉玺还在世。

第二天一早，烈士寻访小组前往曹玉玺家中寻访烈士亲属。

途中，敖汉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带领寻访小组瞻仰了敖汉旗的新惠烈士陵园，这里有一面烈士英名墙，上面镌刻着1891名敖汉籍烈士的名字。寻访小组找到了石显增和曹玉文烈士的名字。

从烈士陵园出来后，寻访小组再次驱车100多公里，终于来到了曹玉文烈士的家乡——敖汉旗四家子镇闫仗子村。

曹玉玺老人正躺在床上，看到寻访小组，他努力地坐起身来。         

曹玉玺老人今年已经87岁高龄，曹国华（曹玉玺之子）趴在父亲耳边大声问：“曹玉文是谁呀？”老人竖起大拇指回答：“曹玉文，是我亲大哥啊！”“曹玉文牺牲了，你知道吗？”“那咋不知道呢？”“还记得你大哥吗？”“我大哥这辈子是最好的人！”……

烈士寻访小组复印了曹玉文烈士的牺牲证明书，拿给曹玉玺老人看。老人戴上老花镜，断断续续地念着上面的字，念了没两句，就哽咽得念不下去了。

60岁的曹国华向记者说起了从父亲那里听说的关于大伯曹玉文的故事。“我父亲兄弟姐妹一共4个，曹玉文是老大，1946年去当的兵，去了七八年，也没个音信，我父亲就多方打听才得知，我大伯已经牺牲了，但埋葬在哪里不知道。后来政府还给补了一个烈士牺牲证明。那个证明以前我家里还有，这么多年了，也找不着了。” 

红色家风在这个家族中代代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曹国华的儿子也曾参军入伍，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家里现在还挂着他当兵时的照片。

寻访小组带来了刊载着“寻找烈士的名字”一事的报纸，把六郎庄烈士墓的照片指给曹玉玺一家人看，全家人激动地热泪盈眶。

“终于知道我大伯埋在哪里了！”曹国华红着眼眶告诉记者，1955年父亲去镇里领回了大伯曹玉文的牺牲证明，可是证明上也没写他安葬在哪里。曹国华对寻访小组说：“等忙完秋收，就来北京祭拜。”

至此，海淀区六郎庄烈士墓有了第二条烈士信息——

曹玉文，男，1925年出生，籍贯：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四家子镇闫仗子村，1946年7月参加革命，1948年在北京五塔寺战斗中牺牲。

六郎庄烈士墓

通过这次跨省寻访，小组发现他们在寻找烈士姓名的同时，烈士亲属也一直在寻找烈士魂安何处。于是，烈士寻访小组和赤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也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下一步寻访烈士工作中加强合作，争取为更多的烈士找到姓名、寻到亲人。

在敖汉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查阅烈士牺牲证明存根的时候，记者发现，很多烈士的信息记载非常模糊，“生前所在部队”写的是反攻营、骑兵连、独立团、七团等笼统的名字，牺牲地点写的是江西、天津、锦州这样的地名，没有明确到具体地点。也就是说，烈士的家人根本不知道烈士生前在哪里服役，因为哪场战斗牺牲，牺牲后安葬在何处。能够像曹玉文烈士的家属这样，可以在70年多后的今天被寻访到，并且得知烈士的安葬地点，还能前往祭扫的毕竟是少数。

这些烈士参军时基本都是十几岁、二十岁出头，没有结婚，没有后代，能够寻访到的烈士后人一般都是侄子、侄女等非直系亲属，他们只是小时候从父辈那里听说过关于烈士的一些零星信息，对烈士的印象也很模糊。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让无名烈士变成“有名”英雄，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也许，有些名字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了。但英雄无名，礼赞有声。无论是有名，亦或无名，我们都应永远铭记他们。

正如记录着六郎庄烈士墓故事的《昆明湖畔六郎庄》一书中所写：“所幸人们懂得历史的功勋，从来是有名者与无名者共同创造的。无名的英烈生不享受收获，死未赢得显赫，但都是真正的英雄。”

为烈士寻找名字的工作还在继续。这几次的寻访经历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必须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