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父亲是没落的士大夫，不善营生，生活无着，债台高筑，全家迁入瞿氏祠堂。瞿秋白5岁读私塾，6岁进入冠英小学，10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少年瞿秋白即同情劳动人民，在寒风中他脱下褂子给放牛娃。“双十节”他在祠堂侧门上挂起了写着“国丧”两字的白灯笼。16岁时，母亲因家贫自杀。他17岁到北京依靠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生活，并考入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自修英语，研究文学和哲学。
1919年，全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瞿秋白奋勇地投入爱国热潮，成为俄专学生领袖，并以俄专学生领袖身份参加学联，曾两次被捕。不久他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俄考察两年，向中国人民真实地报道了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苏俄所见所闻，写下了著名的两本散文集《俄乡行记》、《赤都心史》，三次见到列宁。1922年在苏俄由同窗好友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应陈独秀邀请。他于1923年初回到北京。
1923年初的中国，反动政府大肆屠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群众，杀害共产党员施洋、林祥谦，制造了震撼国内外的二七惨案。瞿秋白以笔为武器，发表文章控诉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罪行。为了宣传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他又重新翻译《国际歌》词和词的简谱，在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英德纳雄纳尔”而奋勇斗争。从此《国际歌》唱遍祖国大地，直到如今。
回国后，瞿秋白在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起草三大宣言和党纲草稿。四大、五大当选中央局和政治局常委，参与党的最高领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江苏、安徽等地，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十分猖狂。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宁汉合流的阴谋即将实施。而党内最高领导陈独秀，长期以来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步步退让，自动解除工农武装。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武装起义，独立领导革命。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许多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
八七会议前，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起草了一系列文件。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召开，并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12月中旬，瞿秋白得到了广州起义失败、他少年时同窗挚友张太雷牺牲的噩耗时，不禁哀恸万分。张太雷的死，各地暴动的惨痛失败，使瞿秋白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有所觉醒，决定停止湘鄂年关总暴动。1928年3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到5个月，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但是，瞿秋白终身铭记着这个沉重的教训。
同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中共六大会议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勤于思索，愿意向实际学习的瞿秋白政治上成熟起来了。在六大，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一任团长。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派瞿秋白与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谁知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来信无理指责瞿秋白与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犯有所谓“调和主义”错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搞突然袭击，用“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把瞿秋白赶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瞿秋白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文学园地。从1931年4月起，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着左翼文艺运动，翻译苏俄文艺作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最早的纲领中，受“左”的影响，不顾环境险恶和文化运动的特点，强求盟员在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冒险的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发动罢工、罢课等，招致许多盟员被捕、失踪。
瞿秋白主持“左联”工作后，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具体分析研究了1928年以来“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得失成败，深刻地认识到脱离群众、孤军作战的危害。1931年11月，“左联”通过了新的决议，在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新阶段。茅盾和“左联”的许多同志认为：“促使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去占领这些阵地，发表了许多抨击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和漫画。左联在电影界、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创作了大量进步电影，录制了像《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唱征。这些歌曲得以风靡全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有力号角。
瞿秋白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曾多次迁居避难，生活极不安定。他以抱病之身，为茅盾所著的《子夜》提出修改意见，使修改后的《子夜》成为现代文学中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他用犀利的笔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作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写了100多篇近20万字政论式的杂文，还编译了几十万字有关文学方面的论著，创作了许多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他和鲁迅交往密切，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
1933年4月初，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的一间亭子间里，瞿秋白装病，白天半卧在床上，杨之华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夫妇俩人正在演“戏”，杜绝房东和房客来串门，“戏”演的很成功。瞿秋白白天专门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写作，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序言长达1万7千字，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给予正确评价的第一人。
鲁迅对瞿秋白夫妇俩的生活给予周密的照顾，经常以付稿酬的名义，资助瞿秋白。同年9月间，一天凌晨两点，夜深入眠，鲁迅寓所前后门同时响起一阵轻微而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观察了前后窗外。说：“哦，是秋白，快开门。”这是鲁迅第四次掩护瞿秋白夫妻。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文艺革命和创作，人称为“文坛双星”。鲁迅曾亲笔抄录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疑仌（瞿秋白笔名，仌，冰的本体字）道兄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成了永为后人传诵的辉榜样。
1934年1月7日深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瞿秋白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上海一条弄堂暗淡的路灯光下。他奉命只身去中央苏区，于1934年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
瞿秋白在苏区近一年的时间里，开创了苏区文化教育欣欣向荣的新天地。在物资匮乏、战斗频繁的苏区创建戏剧学校，困难是很多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她们：“路是走出来的，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心急。”瞿秋白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徐特立为副校长），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他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留在根据地。三个月后，在10万敌军的“清剿”下，江西兴国、瑞金，福建长汀等苏区相继失守。在日益恶化的局势下，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商量决定疏散一部分干部。这时，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组织上决定送他经香港去上海就医。
1935年2月24日拂晓，瞿秋白一行数十人冒雨渡过汀江，在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休息做饭吃，被敌人发现包围。经过激战，护送队员伤亡大半，何叔衡负伤后牺牲，只有邓子恢等少数同志冲出重围。瞿秋白身患重病，连日翻山越岭，精疲力竭，突围时倒在灌木丛中，被搜索的敌人发现。同时被捕的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和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女院长周月林。
落入魔掌的瞿秋白，被匪兵们连拖带拽押到水口镇，吊在屋梁上抽打。他几度昏厥过去，匪兵用水浇醒他后，继续鞭打，之后被押送到福建上杭县城监狱。敌团长一再严刑逼供，瞿秋白始终说自己叫林祺祥，根据三人事先商定好的一套假口供，坚不吐实。在上杭狱中二个月，一直没有暴露身份。
正当敌人以为瞿秋白可能是一般人员，让他在上海或当地找到殷实的铺保后，可以考虑开释。当鲁迅、杨之华和党组织也在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时，曾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过的叛徒郑大鹏出卖了他。瞿秋白被转押到长汀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5月10日审讯一开始，瞿秋白就诙谐地说：“过去写的呈文、供述，只当我做了一篇小说。”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各种伎俩，瞿秋白从容应付，他那四千多字的“供词”，就是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檄文。文中，他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批驳了敌人的反共谰言，它像一把匕首，刺中了敌人的要害。
敌人让军医给瞿秋白治疗刑伤和肺病的同时，又加紧审讯，进行劝降。三个月过去了，敌人始终没有捞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国民党当局还不死心，派特务头目和叛徒专程去长汀。当特务头目王杰夫假惺惺地要他为妻子、亲人爱惜自己的生命时，瞿秋白斩钉截铁地回答敌人：‘人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瞿秋白心里十分清楚：他深深相知相爱的杨之华，宁可拥抱一个滴着血的圣洁灵魂，也决不会去拥抱一个叛徒的躯壳。他怒斥敌特：“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拙笨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瞿秋白又说：“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真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5月17日到22日6天时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在这篇自传体文章近2万字里，他认真地总结了一生，深刻地表达了内心世界的矛盾；严格地解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勇于承担责任，充满着关怀党和革命事业，热爱战友和同志的阶级感情；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
蒋介石深知瞿秋白是不可能为他所用，决心杀掉瞿秋白。6月15日到17日，蒋鼎文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连发三道电报，催促第三十六师迅速就地执行枪决命令。
6月18日晨，瞿秋白在狱中写罢绝命小诗《偶成》后，放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神态自若，坦然正衣履，来到中山公园，留下了最后的风采（照相）。瞿秋白在向罗汉岭下的刑场缓步走去时，唱起《红军歌》，又用纯熟的俄歌唱起了“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枪声响了，年仅36岁的瞿秋白，怀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在反革命的枪声中倒下去了。
瞿秋白生前的同志和战友，对他的英勇就义无不感到震惊和悲痛，鲁迅支撑着病体，把瞿秋白遗著中有关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编成两厚册《海上述林》，以示对瞿秋白的纪念。周恩来在致羊牧之的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率以成仁，耿耿丹忠，举世怀仰。”
在瞿秋白英勇牺牲10年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他“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学中保留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作为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他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工作中有过失误和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襟怀坦白，严于责己，从来不把过错推诿给别人，从不在党内拉帮结派，搞一言堂，使他得到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敬佩，他的名字将永昭史册，万代流芳。
我们永远怀念他，只要听到《国际歌》的歌声，就仿佛又看见瞿秋白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