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一个清末举人家庭。他勤奋好学，有志气，有上进心，从高小提前考入郴郡第七联合中学，又借用哥哥的文凭再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国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给邓中夏提供了求知、成才的良好条件。特别是李大钊应聘来北大担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邓中夏有幸与之结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浓厚兴趣。为了学习原著，他抓紧补习外文。他积极响应李大钊要学生走向社会的号召。1918年底，他和几位同学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进行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深刻体验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他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1919年3月，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当选为总务干事。4月3日至5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了3天，他又将讲演团分成若干小组，去乡村厂矿讲演。他自己来到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并结识了史文彬等老工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热情参加了这天的学生反帝爱国游行。当看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位次长匆匆赶来劝阻，说什么“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时，他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他还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为了反击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北大学生于当天晚上召开会议，决定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学生。邓中夏在会上当选为干事会文书，负责编辑《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当选为联合会宣传股主任。5月中旬，他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发动组织湖南学联，领导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于1920年9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邓中夏积极协助李大钊工作，发展了朱务善等参加小组。从北大毕业后，他受小组指派，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为此，他失去了胡适推荐的到欧美留学深造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在农商部为他谋到的美差，立下“不当官，要做公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邓中夏的努力工作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开学，5月1日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掀开了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幕。党的一大以后，邓中夏负责全国职工运动。他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并于7月将书记部迁往北京。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参与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订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年夏，邓中夏利用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首先，他给众议院发出一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的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文，并提出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其中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等等。他大张旗鼓地宣传劳动立法运动，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人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所拟定的19条劳动法大纲，深深地印在工人群众的心中，成了工人罢工的斗争纲领。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设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邓中夏与其他同志被通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上海，并被派到上海大学工作。
邓中夏到上海大学后，曾改名邓安石，意思是要学王安石锐意革新的精神，把上海大学办好。于右任虽任校长，但很少来校办公，学校行政工作实际全由邓中夏负责。邓中夏遵照党的指示，首先确定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然后以果断的措施，革新教师队伍，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李达、沈雁冰、萧楚女、李立三、陈望道、郑振铎、丰子恺等有名的党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他还强调学生要“读活的书”，要走向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把学到的革命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大学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红色大学。仅两年时间，不少学生如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邓中夏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月，中共上海区委改选，他又当选为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为了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于10月在上海创刊，邓中夏与恽代英为主要编辑。他为刊物题写刊名，经常撰写文章，从各个方面教育青年，引导青年。
当时，有一部分青年醉心于追求要当所谓“艺术至上”、“爱情至上”的“新诗人”，而对于革命斗争漠不关心。邓中夏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在《中国青年》第7期和第10期上发表《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两篇文章，进行评论。他要求一些青年诗人：“第一，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革命中的实际活动”，以“抬高民族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因为二七惨案后中国革命曾暂时出现低潮，党内也产生了取消工人运动和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处于领导地位的倾向。如总书记陈独秀在二七惨案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这时却转向重视资产阶级，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农民散漫、保守，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从而轻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和农民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1923年6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中夏，针对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连续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农民运动》、《论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士兵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与之进行了论争。
在上述文章中，邓中夏首先回答了中国革命应当依靠哪些社会力量的问题。他以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为例说：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动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因此，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觉醒和组织起来。”为什么这“三个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呢？“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在工农兵三种力量中，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他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要推工人群众居首位。”“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至于农民，他认为，因为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再加上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盘剥等原因，农民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力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地位问题的正确见解，在党的历史上，是较早提出来的，也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他的这些观点为以后1925年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为迎接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邓中夏出席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和李立三被派到上海内外棉八厂领导工人罢工。他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罢工工人大会时，被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在同妄图驱散集会工人群众的警察的搏斗中，他英勇地站在一个坟堆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话未说完，一群警察蜂涌而上，将他抓住。他却鼓励其他一起被捕的工友说：“他们能抓住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他仍继续领导罢工斗争，他和李立三等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发动了22家日本纱厂的3.5万工人参加大罢工。这次罢工不仅得到上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迫使日本厂方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不虐待工人等4条协议，罢工胜利结束。
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工人阶级的联合，动员全国工人群众参加国民革命。邓中夏被党中央指派，主持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4月初，他来到广州，夜以继日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还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文，提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应当是总结近年工人运动的“一切丰富的经验”，以便“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确定的观点与指导”。大会开幕时，邓中夏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工作。大会通过了包括上述六个问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30多个决议案。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大会还选举邓中夏和苏兆征、刘少奇等25人为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除任执行委员会干事局党团书记外，他还兼任干事局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邓中夏随干事局驻在广州工作。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匏安、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等开会研究，决定派人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他和苏兆征、杨殷一起，去香港做罢工的筹备和领导工作。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邓中夏立即赶回广州，与苏兆征、李森等筹措经费，计划开支，寻找房屋，安排香港到广州的罢工工人食宿。他还发动缝纫部门给罢工工人赶制蚊帐，并以宿舍为单位，给罢工工人发茶水费和零用钱。在罢工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得到安排后，对于罢工斗争应如何进行下去，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省港大罢工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既然是为了反对“雄视一世”，“骄横一时”的帝国主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这场“空前未有的罢工”中，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伟大缜密的组织”，“才能历久而不敝”，所以应该特别注意组织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建立起由香港各工会代表、沙面工会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共13人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他和廖仲凯、汪精卫、黄平被聘为总顾问，统一领导这支反帝大军，坚持罢工斗争。
不久，经中共上级组织批准，在罢工委员会内成立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由邓中夏任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苏兆征、黄平、罗珠等人为党团成员，以组成罢工委员会的中共领导核心。罢工委员会本身拥有行使部分政权职能的“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香港当局把罢工委员会宣传为广东的“第二政府”。因罢工委员会在越秀南路的东园办公，人们也称之为“东园政府”，而邓中夏被宣传为是“东园政府的诸葛亮”。
在省港工人罢工期间，邓中夏还主编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特刊）《工人之路》，并于6月24日创刊发行。他为特刊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并审定重要稿件，使刊物办得文字通俗简洁，观点鲜明准确，议论生动形象，报道及时具体，成了省港罢工工人团结战斗的旗帜，此外，他还亲自组建了工人纠察队。纠察队于7月5日正式成立，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武装，有2000多名队员、200多支枪。当时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支武装，并委派黄埔军校学生徐成章、唐澍等人来任军事教官。邓中夏担任工人纠察队的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争取更多的人士支持省港大罢工，邓中夏根据广东历来依靠从海外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情况，加强广州商人同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以解决因封锁香港给外轮和广州人民所造成的困难，特地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区别对待英、法、日、美等国的建议，即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商船，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商品，不经过香港，可颁“特许证”，准许他们在广州进行贸易。这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国商船均按规定来广州领取证件，平均每天有几艘外轮来广州贸易，从而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稳定，保持了商人的中立，也拆散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联盟。
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香港成了“臭港”。这时，英外交大臣张伯伦叫喊要以10万大兵进攻中国。为了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恫吓，邓中夏写了一篇《欢迎英国十万大军进攻中国》的文章，发表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文章分析了英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指出这不过是恫吓中国人民的伎俩。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不仅没能派兵来华，甚至把驻扎在香港的部分英国军队也调回国内去镇压工人运动了。这时，在罢工工人中传开了“邓顾问智屈张伯伦”的美谈。
香港政府被迫于1926年7月15日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下旬，邓中夏接连写了两篇文章，题为《中英谈判中的我见》、《中英谈判总评》，阐述了对谈判的要求和希望。文章指出：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
这期间，邓中夏结识了亲密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并于8月结婚。结婚这天，他带着李英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深情地对李英说：“妹妹，要记住，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邓中夏在武汉的工作十分繁重和紧张。4月初，他来到武汉参加筹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邓中夏同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下旬，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工作。八七会议召开时，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他奉派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着手进行恢复江苏各地党的组织和上海工人运动。
1928年2月，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经过他认真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广东党内领导同志的认识，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使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重新开展起来。
邓中夏在香港还经历了一场反被捕和刑讯的斗争。有一天，他在省委地下机关召开常委会议，突然一批英国警察冲了进来，将全体人员逮捕并送往警察署。关押期间，他多次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但他只说自己姓葛，是从上海来香港做生意的商人，那天，正在商谈一笔交易。审讯官见他留着长发，蓄着胡子，穿着青布大褂，像个商人样子，与其他被捕的口供一致，也把他当商人看待，但没有释放。很快，周恩来奉派来香港组织营救工作，通过关系，聘请一位著名的英国大律师，为邓中夏等人辩护。而邓中夏等人也据理力争，抗议警察当局侵犯人权，终于迫使香港当局在没有掌握任何“罪证”的情况下，释放了邓中夏等人。
1928年3月，邓中夏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论述了中国工会在北伐中的重要作用及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工运的策略，并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6月，他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和政治、军事、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等几个委员会的委员。他对许多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起草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大纲》被通过，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邓中夏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与瞿秋白，张国清、余飞、王若飞、黄平、蔡和森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他留驻莫斯科，从事国际工人运动。
为了总结中国职工运动的经验，促进中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从1929年初起，邓中夏开始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后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书记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是反映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部历史著作。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此书时，在《再版声明》中着重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赤色职工国际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时，邓中夏被指定第一个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性质的发言。他系统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有事实，有分析，使到会各国代表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并以会议的名义，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致以“极大的敬意”和“慰劳。”
在莫斯科期间，邓中夏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王明的宗派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拉帮结派，依靠米夫的支持，操纵中山大学党支部局，排斥异己，诬告中共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组织“江浙同乡会”反党派别集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邓中夏协助瞿秋白到中山大学进行调查，并向中央如实写了报告。这个报告得到共产国际临委、联共中央临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会审查委员会的认可，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邓中夏又坚决保护被米夫、王明一伙诬为“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的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山等人，李剑如是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老英雄，余笃山是武汉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邓中夏不让这些好同志受打击，因而也遭到米夫、王明一伙的恼恨。
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先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部长。接着，他又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根据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
1930年9月12日，邓中夏来到洪湖苏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深深感到红二军团广大战士作战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因此，他将部队转移到峰口地区，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整训。他十分重视发挥各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贺龙曾一度遭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攻击，受到党中央的怀疑。邓中夏在了解情况后，如实地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他说：“云卿（即贺龙）本人政治上确无问题，其部下大半均入党，党的观念虽弱，但均忠实勇敢，过去领导同志不从积极方面加以政治领导，而却从消极方面反对服从个人倾向，显然是幼稚病的表现。”他的报告为消除党中央怀疑起了作用。
10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进攻岳州。下旬，邓中夏率领部队渡江南征。进入江南后，在苏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座县城；11月又克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共歼敌万余名。但这些城市不久又被敌人占领。12月初，红军再度猛攻津市等城镇。由于敌军死守，何健又派两个师以上的兵力赶来参战，红二军团进攻受挫，主动退到松滋县的杨林寺一带，不料立足未稳，又遭到敌军三路重兵的轰击，以致遭受重大损失，洪湖根据地也惨遭摧残。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对红军的危害。他在1931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致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市都随得随失，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一错误。”
正当邓中夏为革命工作日夜操劳时，不料却遭到来自掌握中央领导大权的王明等人的报复。强调要“立刻撤销”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责令他“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二军团必须立刻回到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并且调他回上海“检查错误”，听候中央处理。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在检查自己的错误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但是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既不及时地对邓中夏作审查结论，也不安排他的工作，还不给他发生活费，使他的生活陷于极大的困境。这时，他在上海党的情报机关工作的妻子李英，曾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却以“邓中夏犯了错误”而没有同意。后由于李英的一再申述和坚决要求，组织上同意了她的申请，但把她调离了情报机关，派到一家日本纱厂去工作。这一期间，他们夫妇就靠李英每月挣的7元钱（其中每月房租要交3元）来维持生活。
处于困境的邓中夏，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为了让妻子做好工作，他把全部家务都承担起来。有时疟疾发作，行走困难，他便撑着一条板凳，跌跌撞撞地忙着煮饭、洗衣，就连李英上工带的饭盒，也天天准时备好。当他的疟疾治好以后，于1932年初又一次要求组织安排些工作，结果被安置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作为一名中央委员去干这些事，别人为他感到不平，而他却认为能为党做点工作就是最大的愉快！他天天按时上班，工作十分认真。
1932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宣言稿。组织上叫在中共沪西委做妇女工作的帅孟奇去沪东区委宣传部找那位“很会写文章的同志”帮助修改。一见面，使帅孟奇大吃一惊，想不到竟是邓中夏。帅孟奇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位在国际上知名的共运人物，为什么现在到上海一个基层党组织来工作呢？邓中夏看出了帅孟奇的疑虑，笑着说：“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他帮助帅孟奇修改好宣言后，还详细向她讲解宣传品要适合宣传对象，要有鼓动性，形式要活泼等问题。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由于互济总会的工作常常要与各方面人士接洽和商谈，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要注意隐蔽，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而他却认为做工作固然需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否则便毫无作为，会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33年5月15日，他去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时，遭到了法租界巡捕的逮捕。
邓中夏被捕后，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怀疑他是林素琴的上级，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便将他打得遍体鳞伤。而他只说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这次是来上海访友的。不料，林素琴被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向国民党当局供出化名“施义”的人就是邓中夏。蒋介石立即亲下手令，花现洋1万元买通法租界官吏，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警察局，随即又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邓中夏知道自己被出卖后，在监狱对曾在湘鄂西苏区共过事的难友郑绍文说：“我就是邓中夏，‘施义’是我被捕的化名，由于败家子的出卖，我的身份早已暴露了。”当郑绍文根据陶铸的意见，当着难友的面问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时，他一跃而起，激动地说：“好！问得好！同志们应该关心我的政治态度。请你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人！”他的坚定态度，得到陶铸及其他难友的赞许。
国民党当局精心设计了对邓中夏的所谓“攻心方案”。在这些“攻心”战中，有前来劝降的叛徒，结果不待开口，就被邓中夏怒骂得灰溜溜地走了；还有前来劝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声称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上的问题，在两三个小时的争辩中，他却把这位委员批驳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他对这人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有理，我邓中夏有罪，那就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嘛，连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他还说：“我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邓中夏在狱中虽经严刑拷打，仍然坚定不屈，在一次审判中，军法官歇斯底里向他提问：“难道你就不想出去，就不想获得自由？”他幽默地笑道：“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十年！”他回到牢狱后，在墙壁上写下10个大字：“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又给中央留下一封信：“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当一辆囚车开到看守所的院子里，军警嚎叫“邓中夏出来”时，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然后向牢门走去。当他来到囚车旁，一个军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转身看了看宪兵，对他们说：“对你们当兵的人，我倒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大众谋福利的人，为人民求翻身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把军法官气得大叫。邓中夏走上囚车，朗声大笑道：“你们害怕了！总有一天，当你们的士兵觉悟过来的时候，你们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邓中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和主要领导人，邓中夏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