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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贵贤夫……”这份去往抗美援朝战场的家书,跨越74年,又回来了!

2026-03-18 来源: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026年1月29日,一封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的家书,跨越74年光阴,终于回到寄件人手中。写信人汪荷琴,今年104岁,原遂安县人,现居开化。收信人郑光贵,她的丈夫,1952年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2岁。这封信,当年从遂安寄出,在他贴身的口袋里,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三年就回来”

早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开化县池淮镇玉坑村的一间农家小院。104岁的汪荷琴坐在椅子上,膝上铺着一张玫红色的复印件信纸。纸张褶皱破损,但字迹清晰可辨。

她不识字。不记得上面具体写着什么。

但她知道,这是74年前,她托人写给丈夫的心里话。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遂安县郁社乡豹石村(今属淳安县姜家镇),经人介绍,汪荷琴认识了郑光贵。他比她小几岁,1930年9月出生。说起当年的丈夫,汪荷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能干:“比我高点,会打猎,打野猪、打兔子,打了带回来。”

日子平淡而温馨。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郑光贵做了一个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决定: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自己去报名的,没跟我说。”汪荷琴记得,丈夫报名后才告诉她。她愣住了。丈夫安慰她:“你放心,当三年兵就回来。”

临走那天,村里敲锣打鼓。郑光贵叮嘱了妻子很多事,最重要的那几句,让汪荷琴记了一辈子:“叫我在家里等他,不要到别人家去,不要改嫁。”

那一年,郑光贵21岁,汪荷琴29岁。

最后一封信

丈夫走后,汪荷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邮差的到来。

郑光贵信守诺言,几乎一个月一封信,写了一年多。汪荷琴不识字,每次收到信,都要赶紧找人念给她听。信里说的都是平常话:他在部队身体好,叫她放心,让她把家里弄好。

回信是大事。汪荷琴得去请村里的教书先生代笔。她不善言辞,只能把家里的大事小情,一样一样地说给先生听。

1952年8月6日的那封信,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先生的笔下,汪荷琴的忧虑和辛苦变成了工整的文字:“光贵贤夫,您7月10日的来文已收到了,见文万分的高兴……我本人生病用去粮400斤……去年收入谷1800斤,玉米200斤……本行政村的代耕组把我们代耕得很好,就是缺少肥料不易解决……”

她在信里絮絮叨叨,把这些柴米油盐的琐事告诉远方的丈夫,就像他还在身边一样。

除了这些家常,她也在信里鼓励丈夫:“学好军事知识,提高文化,为了祖国人民而努力。”这是她作为军属的骄傲,也是她对丈夫最深的期盼:盼他平安,盼他能为国建功。

她当时不知道,这是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

信寄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汪荷琴等了三四个月,都没等到信。她开始着急,跑到公社去问。村干部们似乎知道些什么,但看着这个女人,谁都不忍心把真相说出口。

瞒是瞒不住的。最终,汪荷琴还是得到了那个噩耗——郑光贵牺牲了。

根据中华英烈网的记录和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核实,郑光贵(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五团二营六连战士,于1952年10月在朝鲜牺牲。

那封写于8月6日的信,正是从郑光贵遗体的口袋里找到的。

儿子郑明兴后来说,那封信,父亲或许读过,或许还没来得及拆开——但他永远无法亲手写上“回信”二字了。

守住小家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汪荷琴觉得天塌了。她大病一场,病得“门都开不开”。她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郑光贵留下的东西太少了。那个年代,家里穷,拍照是件奢侈的事。他留给这个家唯一的念想,是一张官方发的纸:1983年8月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汪荷琴不识字,但她知道这张纸的分量。她用一个木质相框把证明书镶起来,挂在家中正厅的墙上显眼位置。相框下面,是她和身边亲人后来的照片,热热闹闹。

唯独没有郑光贵——那个喜欢打猎、每月写信的年轻人,连一张可供缅怀的影像都未曾留下。

她守住了那句承诺,没有“嫁到别人家去”。可生活的艰辛,才刚拉开序幕。她扛起养家责任,起早贪黑干活,把孩子拉扯长大。“那时候是真穷,一开始我连农活都不会干,可为了这个家,慢慢就什么都会了。”

1959年,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库区移民。汪荷琴带着孩子,从遂安县郁社乡豹石村移民到了衢州开化。什么都没带,从头开始。

那个从老家寄出的家书地址,随着水位的上升,永远沉在了千岛湖底。

另一种传承

时光流转。孩子郑明兴成家了,汪荷琴有了两个孙子,然后是重孙子。四世同堂,家里热热闹闹。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大孙子郑升辉20岁那年,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去当兵。而且一去就是13年,在甘肃兰州服役。

这仿佛是一种遥远的回响。虽然郑升辉从未见过郑光贵,但他从小就知道,墙上相框里的那个名字,是家族的印记。

“他知道相框里的先辈是烈士,从小就知道。”郑明兴说。大儿子在部队待了许多年,后来在西北工作、生活,娶了个同样当过兵的姑娘。而小儿子则留在家里,“留一个在母亲身边”。

这个选择背后,是这个家庭对团聚的朴素珍惜。汪荷琴对大孙子当兵的选择十分支持。“我的丈夫就是当兵的,当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得知孙子也去当兵时,当时十分激动。”

如今,每年春节,孩子们都会回来过年。这是她最盼望的时刻。

那封信,回家了

2018年,一位名叫金相圭的韩国学者,开始整理一批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档案资料。他是韩国国立公州大学的副教授,曾在浙江大学留学。

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他发现了许多往来信件的扫描件。其中,那张独特的玫红色信纸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语言不通,但他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温度。

他想起了自己同样牺牲在那场战争中的外公。

“无论哪国人,思念家人的情感都是一样深切的。”金相圭说。

从2025年开始,他陆续将这300多封信件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希望能通过中国朋友,找到这些信的主人。

2026年初,这封“光贵贤夫”的信件,通过浙江大学的校友网络,开始在浙江大地上接力传递。

岁月变迁,淳安的部分区域已划界调整,收信人“郑光贵”早已牺牲,发信人“汪荷琴”也因移民不知去向。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淳安县民政局、开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无数热心人共同开启了一场跨越两地的寻亲接力。

凭借“郁社乡豹石村”这一老地名,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汪鹏为第一时间向姜家镇相关干部核实信息,但因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已无从查询。随后,他又前往县民政局查阅移民档案,最终查到了汪荷琴的移民信息,又找到开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经过所有力量的一路追踪核实,终于确认:汪荷琴老人仍然健在,现居住在开化县。

2026年1月29日,当工作人员把那封复印的信件递到汪荷琴手中时,老人怔住了。

她认出了那封信

信是那天到的。汪荷琴伸出那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颤巍巍地接过来,没有立刻说话。她把信举到眼前,凑得很近,眯着眼,看那些她不认识的字。

看着看着,她忽然开口:“是这张纸。”声音很轻,“我记得这个颜色。”她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摩挲,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一遍又一遍。仿佛不是在摸一张纸,而是在触碰一段消失了很久很久的时光。

“那时候,就是这种纸。”她又说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望向窗外。窗外是开化的山,不是遂安的山。可她眼睛里看的,好像不是眼前这座山。

“我拿去给先生,让他帮我写。我说一句,他写一句。”她慢慢讲着,嘴角竟浮起一丝浅浅的笑意,“我不识字,但我记得那张纸,就是这个颜色。”

她不记得信里具体写了什么,不记得当年让先生代笔时说过哪些家长里短。但她记得这张纸,记得那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寄给他,告诉他家里都好,让他安心。

“他收到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信,轻声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74年了。她不知道这封信在异国的档案库里沉睡了多少年,不知道它经过多少人的手,走了多远的路,才终于回到她身边。她只知道——这封信,他收到了。这就够了。

那天,104岁的老人,和74年前的信,静静地待在一起。她没有落泪,也没有太多话。只是偶尔低头,看一眼那抹熟悉的玫红色,偶尔用手指,轻轻摩挲一下纸面。

记者手记

一封信的归途,一个时代的回响

这封信走了74年。

从遂安的山村,到朝鲜的战壕,从烈士的口袋,到异国的档案库,再从学者的案头,回到104岁老人的手中。它的归途,几乎就是一个世纪的长度。

信的主人郑光贵,牺牲时22岁。他的全部遗物,也许就是这封家书。而写信的人,用一生完成了另一封更长的回信——她用七十四年的岁月,把一个破碎的家,写成四世同堂的圆满。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又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

它是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无数个普通家庭悲欢离合的缩影。那场战争,有197653名烈士,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像汪荷琴这样的等待者。他们有的等到了归人,有的等到了消息,有的什么都没等到。

这封信的归来,是一次偶然,也是一次必然。偶然在于韩国学者的善举,必然在于,这个时代正在以各种方式,打捞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我们记住了英雄的名字,如今,也该记住英雄身后那些守候的目光。

汪荷琴不识字,她已经记不清信里具体写了什么。但她记得这张纸的颜色。记得那年那天,她攥着它,去找先生。那一刻,时光很安静。